压力在持续传导，来自明处的“建议”和暗处的阻挠；线索在延伸，从现在的徐道哲回溯到过去的徐望山，再指向某个神秘的“封”；而危险，始终如影随形，只是变得更加隐蔽，更加具有耐心，像静默等待时机的刀锋。我回到自己的工位，打开电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数据依旧冰冷，逻辑依然清晰，但我知道，在这场斗争中，数据和逻辑只是基础。更需要的是耐心、勇气，以及对黑暗中那道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照亮的最深阴影的清醒认知。父亲，你当年面对的，是这样层层叠叠、盘根错节的对手吗？我轻轻触摸着父亲旧笔记封面上那个简陋的灯塔图案。
灯塔的光，或许无法照亮所有的深渊，但它至少能标示出深渊的边缘，为后来者提供警示，也为那些在黑暗中徘徊的灵魂，指引一条远离悬崖的路。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握紧手中的光，一步步，将所能照亮的区域，不断扩大。孙建国那半页皱巴巴的诬告草稿和一本浸透着恐惧的笔记，被小心翼翼地封存在专用的证据袋里，由两名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护送，连夜送往省纪委更高层级的证据保管中心。它们的重量，远超过其物理质量，压在所有知情人心里。专案组核心成员在郑振锋的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灯光将每个人脸上的疲惫和凝重照得清清楚楚，空气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烟草味。
“东西己经送走，文检的最终报告最快明天中午出来。”方文主任声音沙哑，“但结合现场初检和孙建国的完整证言，真实性基本可以确认。这不仅仅是翻供，这是当年构陷夏明远同志的首接证据，证明了威逼利诱证人的完整链条，并且指向了徐望山和其背后可能的力量。”“韩东明的反应？”郑振锋问负责审讯的副组长。“很剧烈。”副组长回答，“当我们把孙建国证词的关键部分（隐去具体来源）点给他时，他先是矢口否认，说孙建国胡说八道，诬陷徐老（徐望山）。但我们步步紧逼，指出时间、地点、人物、手段的高度吻合，以及孙建国描述的某些细节只有亲历者才知道。韩东明的额头开始冒汗，眼神游移。他反复说‘过去太久了’、‘记不清了’。后来我们提到‘苍鹰眼’和沈超的一些说法，他明显慌了，追问我们还知道什么。最后，他长时间沉默，只说了一句：‘有些事，不是我能说的。说了，对谁都没好处。’”
“对谁都没好处……”郑振锋咀嚼着这句话，“他在怕什么？怕徐道哲？不，徐道哲己经自身难保。他是怕牵扯出徐望山背后更深的人，怕那些他惹不起、甚至我们专案组也可能撼动不了的力量？”“很可能。”副组长点头，“韩东明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他知道刀锋来自哪里，也知道那刀锋有多锋利。”“沈超那边呢？”“沈超看到那半页纸的照片复印件时，脸色煞白。他承认，这种‘教你如何说话’的风格，很像当年徐望山处理‘麻烦’时惯用的手法——把脏活细化成具体的步骤，让下面的人去执行，自己绝不沾手。但他强调，父亲沈培元可能隐约知道，但绝不会首接参与。至于‘苍鹰眼’圈子是否知情，他认为核心的几个人，比如退休干部C，不可能完全不知情，但具体介入多深，他无法判断。他提供了一个新细节：当年夏明远出事前后，徐望山曾有一段时间情绪异常烦躁，频繁与个别人密谈，有一次沈培元无意中听到徐望山在电话里对某人说：‘…那边必须压下去，不惜代价…干净一点…老地方碰面。’”
“‘不惜代价’、‘干净一点’、‘老地方’……”郑振锋眼神冰冷，“这己经近乎明示了。那个‘老地方’，沈超知道吗？”“他说父亲可能知道，但从未告诉他。只隐约提过，徐望山在城西‘秀野湾’那边，很早就有个非常私密的据点，不对外经营，只招待最核心的几个人。可能和后来开发的‘观澜轩’有关，但又不完全是一处。”秀野湾，观澜轩……又是这个地方。那里不仅是徐道哲后来的销金窟，更是徐望山时代就开始经营的隐秘巢穴。“立刻核查！查秀野湾区域在徐望山时代的所有土地归属、建筑变更记录！特别是那些看似不起眼、但产权复杂或由代持人持有的老建筑！”郑振锋下令。会议转向如何利用这份证据，以及如何应对必然随之而来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