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匈奴喜好汉朝的丝绸、棉布和食品。中行说：“匈奴的人口还不到汉朝一个郡，然而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衣食与汉朝不同，没有什么需要仰仗汉朝的。如今单于改变风俗，喜好汉物，那么汉朝不过花费他们物资的十分之二，匈奴就全部被汉朝控制了。”于是把汉朝的丝绸棉布，做了衣服，骑马驰骋在草原荆棘之中，衣服裤子都撕裂了，让百姓看到汉朝的丝绸棉布，不如匈奴的毡毯皮袍实用；得到汉朝的食物，则全部抛弃，以示不如匈奴的乳汁奶酪方便鲜美。中行说又教会单于左右，分别条目记事，统计人口、牲畜。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竹简和印信，都加长、加大，言辞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有汉朝来使，讥笑匈奴没有礼仪的，中行说就怼回去说：“匈奴对百姓的约束，简便易行。君臣之间关系简单，就能长久。一国的政治，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所以，匈奴就算有乱事，最终立为单于的，一定还是宗室之种。而中原汉人，虽然自称有礼仪，一旦血缘疏远，就互相杀夺，以至于另外一个姓氏来当皇帝。其他种种名不副实的事情多了!嗟!你们这些住在土坯房里的人，不要喋喋不休那么多废话!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每年输送匈奴的丝绸、棉布、大米，还有酿酒的酒曲，保质保量地送来，保证其善美。送来的东西，数量足，质量好，咱们就相安无事；数量不足，质量不好，则等到秋熟之时，我们就派出铁骑，**你们的庄稼!”
4梁国太傅贾谊上书说：“臣以为今日天下之大事，让人痛哭的有一件，让人流涕的有两件，让人长叹的有六件。其他悖理而伤道的，难以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已经安定大治了，我独自以为，还没有!说天下已安、天下已治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没有说出事实，也不懂得治乱之体。就像在柴堆下纵火，自己躺在柴堆上，火暂时还没有烧到他身上而已，他就说很安全!如今天下形势，和这有什么区别呢!陛下为什么不召见我，让我能当面向陛下一一详细列举，以陈治国安邦之策，以供陛下选择裁定呢？
“这些治国安邦之策，如果要让皇上焦虑其心志，劳苦其身体，减少了钟鼓之娱乐，那我也不建议皇上去做。如果该娱乐的还继续乐，而让诸侯的行为，符合中央的要求；兵革不动，而让匈奴宾服，百姓素朴。陛下生为明帝，死为明神，名誉之美传之后世，以至无穷，让今天陛下的生祠顾成庙，以后能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大汉国运同在。陛下立下的纲纪，能成为万世之法，就算后代子孙有愚笨、年幼、不成器的继位，也能蒙您奠定的纲纪而得以平安。以陛下的贤明通达，只需要用稍微知道一点治国大体的人辅佐，就可以做到。这对于陛下来说，真不是什么难事啊!
“树立诸侯国于险固之境，诸侯国强大，就必然与中央形成相互猜疑之势。上下猜疑，下面的就要遭殃，上面也要焦虑，这不是安心于上而保全于下之道。如今陛下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他野心勃勃想要做东帝；陛下亲哥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他居然发兵向西攻击。如今呢，又有人举报吴王!陛下正当盛年，没有什么不义之行，而有德泽于天下，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况且有的诸侯大国，实力十倍于刘长、刘兴居呢!
“不过，天下如今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国的诸侯王，年纪都还小，中央政府派给他们的太傅、丞相还掌握实权。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都成年了，血气方刚，中央派来的太傅、丞相，就会称病退休了。他就把丞、尉以上官员，全部安排自己人。如此，还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还要想天下安定，那就是尧舜也做不到了。
“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要晾晒衣服，手里拿着刀就要割肉。’因为这时候下手，正当其时，轻而易举，会非常顺利，也能保障和平，保全骨肉亲情。如果不肯早下手，错过了时机，到时候不得不摧毁骨肉亲情，让他们身首异处，这和秦朝末年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些异姓王自负强梁而造反的，汉朝侥幸将他们诛灭。但并没有改变让他们有条件造反的制度，而同姓王造反的苗头，又已经出现了，跟异姓王造反一模一样。灾祸之变，随时会发生，明君处世，也不能自安，后世又将如何!
“我研究之前的历史，结论是强者先反。陛下看咱们的封国，长沙国最小，只有两万五千户，他的功劳最小，封国却完整无缺传到现在。他的关系最疏远，却对中央最忠心。这不是长沙王一家人有什么特别，而是形势使然。如果给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数十座城池封王，他们今天也造反了，被诛灭了。如果韩信、彭越之流当初没有封王，而是只做列侯，今天他们的子孙可能都还安居侯爵之位。所以，安天下之大计就很清楚了，要想让诸侯王都忠心依附，就要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盘；要想让臣子们不要像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就要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样，没有封国。要想让天下安定，就要大量增加封国，而削减他们的权力。他的权力小，就容易让他遵守礼仪；他的地盘小，就不会生出造反的邪心。让海内的形势，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没有不听从的。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轮的横木归聚到车毂上一样，听命于天子。
“因此，我建议：分割大的封国，把齐、赵、楚各自分割为若干小国，让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们，依次继承祖宗的土地，一直到分无可分为止。那些分割土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先建国，君位空置，等他再有子孙出生，再封给他。
“天子并不贪图他们的一寸土地、一个人民，一切还都是他们家族的。天子要的，只是政治安定。如此，就是一个婴儿坐在天子之位，也安然无事。就算是一个遗腹子，把先帝的衣冠挂在朝堂，天下也不会作乱。当时就能大治，后世称颂您的圣明。陛下是害怕什么，不肯这样做呢？
“如今天下之势，就像患了肿胀之症，腿肿得比腰粗，手指肿得像大腿，平常日子，已经不能正常屈伸，要是有一两个指头突然抽筋，全身都感到痛苦。如果今天还不下手医治，一定会成为顽疾，那时候就算是扁鹊再世，也无能为力了。况且，这脚上的病，不仅是肿胀，还有脚掌外翻之症。楚元王之子刘郢客，是陛下的堂弟。现任楚王刘戊，是刘郢客的儿子。齐惠王刘肥之子刘襄，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则，是刘襄的儿子。陛下子孙可能没有想到分割土地以安天下，诸侯王却可能掌握大权而胁迫天子。所以我说这不仅是肿胀，而且还脚掌外翻，可痛苦者，就是指这个天下之大病。”
【华杉讲透】
贾谊远见卓识。我们学习历史，首先不是要学习怎么解决问题，如何力挽狂澜，而是要在历史中学习那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避免那些问题发生。中医说：“上医治未病。”就是这个道理。《孙子兵法》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提前预备，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但是，人性的弱点，就是在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都不懂得去有所作为，避免问题扩大。常常把那些力挽狂澜的人树为英雄，而那些提前避免问题发生的人，却没有奖赏激励。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人人都懂。但是，如果河堤溃坝了，跳下去堵缺口的人，一定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全国人民的英雄；反之，如果有一个护堤的人，是蚂蚁窝专家，他就能提前把蚂蚁窝都堵了，他负责的河段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
我们到底更需要哪种人呢？
现在我们知道“海因里希安全法则”，是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HerbertWilliamHeinrich）提出的300∶29∶1法则。这个法则意为：当一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章，非常可能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
在汉文帝的治下，违章天天都有，而且是他纵容的。轻伤、故障、重伤、死亡也都已经出现了，再发展下去，就是倾覆天下，这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还是没能接受贾谊的建议，终于在景帝的时候，酿成七王之乱。作乱的头儿，就是贾谊已经指出的吴王刘濞。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终于全面采纳贾谊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
我们要从中学到的教训，一是要养成把问题当问题看的眼光，能看到问题。不要“出事儿了”才是问题，没出事儿就不是问题。等到出事儿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第二，当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想着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问题出现之前的流程制度进行复盘，如何改善，避免这问题再次出现。
第三，要激励那些避免问题出现的人，而不是只激励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只是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流程上避免问题，你不仅得不到奖励，而且不是合格的领导者。
刘邦是懂这个道理的。之前娄敬为什么封侯？因为刘邦派了十几拨人去探匈奴的虚实，回来的人都说匈奴很虚，可以打。只有娄敬说匈奴是装虚，不能打。刘邦没有听娄敬的，吃了亏回来之后，给娄敬封侯。娄敬并没有“功劳”啊，但刘邦却给了他封侯、赐姓刘这么大的奖赏。
从“推恩令”开始，中国逐渐不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所有儿子平分父亲传下的土地。1776年，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他说中国的继承制度比欧洲好。因为欧洲的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了全部土地，他就没有尽地力的动力，大片土地用于游猎，养一大堆食客寄生虫，都不事生产，只是享乐。中国平分给儿子们呢，土地越分越小，每个人都要全力开垦耕种，所以中国富裕。
“如今啊，天下的事都搞颠倒了。天子，是天下之首，因为他居于上位；蛮夷，是天下之脚，因为他居于下位。但是，如今匈奴对汉朝侮慢侵掠，至为不敬，而汉朝呢，每年用金银财宝、布匹绸缎去供奉他。脚跑到头的上面去了，颠倒到如此地步，却没人能拿出办法来，这国家还有人才吗？这是我所说的让人流涕的事!
“如今，平民家里墙上能挂着皇帝的服饰，倡优下贱者能戴着皇后的首饰。皇上自己只穿着黑色的丝袍，而富人家里的墙壁都挂满锦绣。天子的皇后只不过在衣领上缝一条花边，而富人的小妾鞋上都绣着花，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如果一百个人的纺织，都不够一个人穿衣，要想让天下人不受寒，怎么可能？如果只有一个人耕种，却有十个人要吃饭，要让天下人不挨饿，又怎么可能？人民饥寒交迫，要让他们不作奸犯科，又怎么可能？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事。
“商君放弃礼仪，抛弃仁德，只鼓励人们进取，推行了两年，秦国风俗开始败坏，所以秦国富家子弟，成年之后就分家出去，自立门户。贫穷人家呢，就卖身到富家为奴。把锄头、犁耙等农具借给自己父亲，还面有得色，自以为有恩于父亲；如果母亲没打招呼就拿了他家一个扫帚撮箕，马上就要站出来唠叨诘问。媳妇抱着孩子喂奶，竟然跟公公并排而坐；媳妇和姑姑相互不高兴，就反唇相讥。一般人不知孝义，只知道爱自己的儿女，贪利图财，和禽兽没什么两样。
“如今秦朝的遗风余俗，还有很多没有改正过来，不顾礼义廉耻之风，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可以说是每月每年都不同，每况愈下。人们只知道逐利，自己的行为是善是恶，根本就不考虑。如今更有甚者，就是要杀其父兄了。而大臣们只关注公文报告有没有交上来，开会有没有准时，以为那些是国家大事。对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则见怪不怪，全然不作任何考虑，连看都懒得看，听都懒得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要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向往道德，这不是一般俗吏能做的事。俗吏能做的，就是削削竹简，写写公文，整理整理装公文的筐子、箱子而已，而不知治国之大体。陛下自己也不以为忧，所以我私底下为陛下感到痛惜啊!为什么不现在就制定礼制，让君君、臣臣，上下有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这才是立国的经制。这个经制奠定了，世世代代都有遵守的标准，能够长治久安，如果经制不定，就像要渡河却没有船桨，走到中流，遇到风波，船就一定会倾覆。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第二件事。”
【华杉讲透】
贾谊对秦国风俗的指责，不完全准确。商鞅对秦国移风易俗，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之前秦国人是全家睡在一条炕上，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并排睡，商鞅下令必须分开在不同的房间睡。如果像贾谊说的，商鞅治下，媳妇和公公并排坐的话，那也已经比之前并排睡进步很多了。
我们经营企业也是一样，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经营是一项感情的事业，有对社会的使命和大爱，才能凝聚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如果都是为利而来，就会走向像地下传销公司那样，你看那些内部培训会，不是讲礼仪，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魔鬼训练”，不断地突破人的廉耻底线，让每个人都走向不要脸，不要命，消灭羞耻心，消灭罪恶感，消灭同情心，消灭恻隐之心，消灭是非之心，不管别人的死活，甚至也不在乎自己能活到哪天，只有一个目的：赚钱!赚钱!赚钱!这就和禽兽没区别了。
对照现在的企业，公司有理想主义的公司和实用主义的公司。理想主义的公司能基业长青，实用主义的公司会发展成为禽兽公司。就像秦国是“虎狼之国”，那就是一家禽兽公司。还有一种，声称融合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公司，其发展趋势必然会走向实用主义，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的、实用的。只有立志坚定，走向理想，才能不成为禽兽。如果声称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了，那是已经没有理想了，理想只是遮羞布了。
“夏、商、周三朝，都传了好几十代，秦朝则二世而亡。人性都相差不远，为什么三代之君仁道长久，而秦国之君暴虐短促呢？这原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王者，太子一生下来，就准备太牢为祭礼，有司斋戒冠冕，在南郊祭祀天地。嫡长子虽在襁褓之中，经过宫门，一定下车以示尊敬；经过太庙，一定快速通过以示敬畏；所以从婴儿时，就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了。到了孩提时代，稍有知识，就派三公、三少（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地位介于皇帝和宰相之间，是国家最尊贵的元老。少师、少傅、少保，地位相当于宰相或比宰相略低一级），向他讲明孝仁礼义之道。驱逐邪恶小人，不让他看见恶人恶行。于是选拔天下端正、孝悌、博闻、有道、有术之士，作为他的辅卫羽翼，让他们在太子宫中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一生下来，所见、所闻、所行，都是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从小习染于正人，一起起居，长大就不能不正，这就像在齐国长大，就不得不说齐国话一样。从小习染于不正之人，一起起居，长大就必然不正，就像在楚国长大，就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少年时代的成长，就是天性啊!习惯与智慧一起成长，常常为正人正事所切磋，就不会有可羞耻之事。教化与心智一起成熟，所以坦然中道，不偏不倚，中正就成了他的天性。所以三代的天下能够长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辅翼培养太子的制度。到了秦朝则不然，让赵高教导胡亥，教他狱政，教什么呢？教的都是斩首、割鼻子、夷灭三族之类。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他就要杀人。对他忠心进谏的，他说人家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他说人家妖言。在他的眼里，杀人就跟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性是恶人吗？非也!是因为他们教导他的，就不合天理。谚语说：‘前车倾覆，后车警戒!’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它的覆辙还清晰可见。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躲避，那汉朝这辆后车，也要倾覆了。天下之命运，悬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谕，选配左右良臣。在他的心还没有泛滥的时候，就先施以教谕，则教化易成。引导他上正道，让他能够通达道术，开启智慧，认识义理的旨趣，那都是靠教育的力量。那胡、粤两地的人，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欲也一样，等到他们长大，各自成了不同的习俗，找几个人转译，也不能沟通；让他们去做对方做的事，他们就算是死也不愿意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化习染不一样。所以我说，为太子选左右，早教育，是当今的第一急务。如果教育得法，左右得人，则太子得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说，天子有善，得兆民赖以得利。这就是当下的时务啊!”
建立万世基业，需要有两代创始人，一代是高祖，一代是太宗。高祖是以武功打天下，完成建国大业；太宗是以文治，建立礼制，平治天下。
刘邦庙号是高祖，文帝庙号为太宗，高，是功高；太，是创基立业。祖宗呢，胡三省注解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功莫盛于高帝刘邦，德莫盛于文帝刘恒。到了唐朝以后，皇帝的庙号全都是‘宗’，玄宗、肃宗等，原来那个标准的含义就没了。”事实上，唐代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才真正符合这个定庙号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