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茨维塔耶夫走进车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全体共青团员和三十几个非团员正在擦洗窗户和机器，刮掉多年积留下来的油垢，清除废物和垃圾。保尔正手握大拖把使劲地擦洗水泥地面上的油垢。
“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呢？”茨维塔耶夫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样问保尔。
“我们不愿意在肮脏的地方干活。这儿已经二十年没人打扫过了，我们打算在一周之内把它变成一个新车间。”保尔简短地回答。
茨维塔耶夫耸耸肩膀走了出去。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打扫车间，又动手清理院子。这个大院子早就变成了堆垃圾的地方，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的事不必着急。”
于是电气工人们在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每天下班后继续进行。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了。由于擦掉了多年积累的油垢和灰尘，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那些擦干净的铜质部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在轮辐上精心地画上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讶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正在做扫尾工作。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桶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总工程师同志，这并不违反规章制度。”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挺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主动搞好车间卫生的积极性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对不对？”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到他确实不太理解，便回答说：
“当然。那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让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翼翼地绕过总工程师，不让油漆蹭到他身上，然后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一直待到深夜才走。他和三位女图书管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得到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扶梯靠在那巨大的书橱前面，一连几小时地坐在上面，一本接一本地翻阅和寻找着感兴趣的和有用的书。图书馆的书大部分是旧的。只有一个小书橱里放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新书。其中有一些是偶然收集来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杰克·伦敦[6]的《铁蹄》以及其他一些书。在旧书堆里，保尔找到了长篇小说《斯巴达克斯》。他花两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又把它放到另一个书橱里，跟高尔基的那些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性质相近的书摆在一起。他这样做，图书馆的女管理员从不干涉他，她们觉得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似乎无关紧要的事情骤然打破了厂里共青团组织的单调和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翘鼻子、满脸麻子、动作迟钝的青年，在铁板上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只贵重的美国钻头。弄坏钻头的原因完全是他那可恨的疏忽大意。甚至比这更严重，几乎是故意弄坏的。事故发生在一天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要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菲金开头一口拒绝，但是霍多罗夫坚持叫他钻，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由于霍多罗夫要求过严，车间里有些人不喜欢他。他过去是孟什维克，现在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他对有些共青团员总是斜眼相看，但是他精通本行，工作认真负责。他看见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只是在那儿“干钻”，就连忙跑过来，关了钻床。
但是菲金反而破口大骂，而且重新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跑去找车间主任告状。菲金一边让钻孔机继续钻，一边跑去找注油器，为的是赶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可是等他找到注油器跑回来，钻头已经断了。车间主任打了报告，要求开除菲金。团支部却公开袒护菲金，指责霍多罗夫压制青年积极分子。但行政方面坚持开除，因此把这件事提到工厂的团委会上来讨论。团委内部的争执也就此开始了。
五个团委委员里，有三个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并调他去做别的工作。茨维塔耶夫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其余两个干脆认为菲金没有过错。团委会是在茨维塔耶夫的办公室里举行的。房间里摆着一张铺了红布的大桌子。几把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工人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一面大团旗挂在桌子后面，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维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原本是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全厂共青团的领导工作。他还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以前他在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他一上任，就把领导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独断专行，一下子就扼杀了大伙的积极性。他什么事都想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横加指责，说他们游手好闲、袖手旁观。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此刻，茨维塔耶夫正在主持会议。他仰靠在那把由共青团俱乐部搬来的唯一的软靠椅上。这是个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正要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门。茨维塔耶夫不满地皱起眉头。外面又敲了一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是保尔，卡秋莎就让他进来了。
保尔已经向一只空凳子走去，这时茨维塔耶夫叫住他说：
“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一红，他缓缓地转向桌子，说：
“我知道这是内部会议。不过我很想知道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还想提一个有关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不过你总该知道，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内部会议。人一多，就不便讨论问题。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头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紧皱眉头，额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皱纹。
“何必这样注重形式呢？”霍穆托夫不满地说，但是保尔摆手拦住他，自己坐到了一张方凳上。
“我想说说我的意见，”霍穆托夫说，“关于霍多罗夫，不错，他是一个特殊分子，不过，我们的劳动纪律也确实不像话。如果所有的共青团员都这样随意毁坏钻头，我们马上就会没有干活的工具。这给团外青年做出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我认为应该给小伙子一个警告处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保尔想不到自己的语气是这样的严厉。
“菲金事件只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收集了几个数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笔记本，“这些数字是考勤员提供的。请大家注意听一下：百分之二十三的团员每天上班要迟到五至十五分钟。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了。百分之十七的团员每月旷工一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占百分之十四。这些数字比鞭子还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其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人当中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新手占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也不是到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不错，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纠正这些不正常现象，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但是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象发起进攻。老工人一针见血地说：从前替老板干活，替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了，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主要不是菲金和其他个别工人的过错，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所有人的过错，因为我们不但没有同这股不正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反而常常找借口来袒护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就像通常所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大不了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是的，这位工长爱挑剔，可他已经有三十年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意糟蹋昂贵的进口工具。这种怪现象，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打响第一炮，并且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当作一个懒惰成性、不负责任和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开除出去。我们应该把他的事情登在壁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评论里，公开贴出去，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也有强大的后盾。共青团的基本群众都是优秀的工人。他们中间有六十个人参加过博雅尔卡的筑路工作，那是一所最可靠的学校。在他们的协助与参与之下，我们一定能消灭这种混乱现象。不过我们必须永远抛弃对这种现象所采取的妥协态度。”
激烈的争论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天很晚了才得出结果。最后茨维塔耶夫终于被大量不可推翻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时候，他又迈出错误的一步——违反了民主，坚持保尔应当在最后表决之前离开会场。
“好吧，我走。不过，茨维塔耶夫同志，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得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固执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向全体大会提出，我相信那时候你决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茨维塔耶夫，你显然是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维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
“你凭什么吓唬我？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讨论你的问题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揩揩热得发烫的额头，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一走到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他点着了一支烟，朝巴蒂耶夫山上托卡列夫家的小屋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