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察金跑到前排找到了扎尔基。他俩到保尔的房间里谈了很久。扎尔基目前在党的一个州委会里任宣传鼓动部部长。
“你知不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我们马上就要有个女孩，或者是一个男孩。”扎尔基说。
“呵，那你妻子是谁呀？”保尔惊异地问他。
扎尔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照片给保尔看。
“认得她吗？”
保尔一看，原来是他和安娜·鲍哈特的合影。
“那杜巴瓦现在在哪儿？”保尔更加惊奇了，又问。
“在莫斯科。被开除出党以后，他就离开了共产主义大学，现在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习。听说给他恢复了党籍。白搭!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什么地方吗？他现在当上了造船厂的副厂长。其他人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能够碰到一块儿叙叙旧，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扎尔基说。
朵拉走进保尔的房间，跟她一起进来的还有几个人。一个高个子的坦波夫人关上了门。朵拉看了看扎尔基胸前的勋章，问保尔：
“你的这位同志是党员吗？他在哪儿工作？”
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把扎尔基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了一下。
“那就让他留下吧。刚才从莫斯科来了几位同志，要给咱们讲一讲党内最近的情况。我们决定在你屋里开个会，算是个内部会议吧。”朵拉解释说。
聚集在这房间里的人，除了保尔和扎尔基外，几乎全是老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监委委员巴尔塔绍夫身材不高但挺结实，五十上下年纪，过去是乌拉尔地区的翻砂工人，他先发言，声音不大：
“是的，有事实为证，我们早有预感的事果然发生了，出现了新的反对派。至于他们的领袖人物，除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有一个就是托洛茨基。他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如今这帮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就要开始行动了。”
来自坦波夫的检察员插嘴道：
“早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就对同志们说过：‘请你们记住我的话，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迟早要同托洛茨基结亲。’因为当季诺维也夫带领一群列宁格勒代表一个劲跟大会唱反调时，托洛茨基在旁边一声不吭，只是看热闹，心里大概在寻思：你们这帮狗崽子，因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直跟我过不去，要把我置于死地，如今自己滑进了同一个泥坑。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跟托洛茨基主义斗争了那么多年，在每个转折关头都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党内异己派别，他们绝不会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绝不会听命于他们与之进行过长期无情斗争的人。”
“可结果怎么样呢？昨日的敌人、思想上的对头成为今日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在猖狂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为此目的不惜联合任何人，不惜牺牲自己的全部原则，不惜放弃过去的立场。这些原则和立场如今被他们视若草芥。同托洛茨基结盟会给他们昔日的布尔什维克称号蒙上耻辱，可他们哪里还顾得上这些呢？这个无原则的联盟与1912年的8月联盟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论是现在还是那个时候，挥舞指挥棒的都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次的表演，其卑鄙无耻程度绝不亚于他们在十月武装起义前夕表现出来的胆怯与畏缩。这号人，”这个坦波夫人瞥了一眼女同胞朵拉，才克制住没有把脏话骂出口，“呸，差点说出粗话来!说实在的，这种不成体统的事我还真没见过。”他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联合起来的反对派最近就会向党发动进攻。这些层出不穷的小集团专干一件事，就是制造混乱，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他们彻底解决掉。我们实在太纵容他们了。依我看，应该把这些职业捣乱分子和反对派全部清除出党。为了跟这些反党分子做斗争，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朵拉措辞激烈地说。
梅伊兹然老人默默地听完大家的发言，接着说：
“朋友们，我们不能再耽搁，必须赶紧准备回去。疗养院多住或少住两天无关紧要，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明天就动身。”
在保尔房间集会之后三天，疗养员都提前离去。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他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没有等候多久，就被派往一个工业区，担任地区共青团团委书记。才过了一个星期，城里的团员积极分子已经听到他第一次的演说了。
深秋，保尔和另外两个工作人员乘着地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比较远的一个区里去。汽车跌进路旁的壕沟里，翻倒了。
三个人都受了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之后，他被送进哈尔科夫外科医院。医生们对他进行会诊，检查了他那条肿胀的右腿，看了X光片，决定立刻动手术。
保尔表示同意。
“那么就明天上午动手术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做了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跟着他走了出去。
一间小小的单人病房，光线明亮，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早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他向四周看了看。一只铺着雪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色小方凳，这便是全部家具。
护士送来了晚饭。
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写信。伤腿疼得厉害，影响他的思考，也影响他的胃口。
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医生走到他床前。
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出她两道眉毛描得很细，一对大眼睛似乎是黑色的。她一手拿着纸夹，另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我是您的责任医生，”她说：“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询问病情，您呢，不管愿不愿意，得把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她的笑容减轻了“审问”给人带来的不快。
保尔讲了整整一个小时，不仅谈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提到了。
手术室里有好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镀镍的手术器械闪着银光，一张狭长的手术台下面放着一个大盆。当保尔躺到手术台上的时候，医生已经洗了手。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正在他身后急速进行。保尔回头看了一下。一个女护士正在安放手术刀和小镊子。责任医生巴扎诺娃开始给他解下腿上的绷带。
“柯察金同志，别朝那边看，这会刺激神经。”她轻声地嘱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