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跑到了排水沟里，弯着腰沿着水沟跑过去。炮火紧跟着我们。街道通往军火库。如果那里爆炸，我们谁都保不住脑袋了。因此我们改变了计划，开始斜穿田野。
阿尔贝特跑得越来越慢了。“你跑吧，我随后就来。”他说，倒了下去。
我拖起他的手臂摇晃着他：“起来，阿尔贝特，只要躺下来你就走不动了。起来，我扶着你。”
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小小的掩护所。克罗普跌了进去，我给他包扎伤口。枪弹就在膝盖上面一点点。然后我观察自己的情况，裤子滴着血，手臂也是。阿尔贝特用他的急救包给我包扎弹孔。他的腿已经不能动了，我们两个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是怎么跑到这里的。只可能是因为恐惧，甚至当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也可以奔跑——用我们的残肢。
我还可以爬行，我叫住了一辆开过的救护车，它载上了我们两个。车上装满了伤员。车上有一个一等兵护理员，他给我们的胸口打了破伤风针。
我们到了野战医院，收拾了一下就并排躺下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汤，我们贪婪又轻蔑地舀着，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更好的日子，却也感到饥饿。
“现在可以回家了，阿尔贝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回答说，“我只想知道我现在怎么样。”
疼痛加剧了，绷带像火一样燃烧。我们不断地喝着水，一杯又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离膝盖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阿尔贝特。”我回答说。实际上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决定了，”过了片刻后他说，“如果他们要把我的一条腿截掉，我就自行了断。我不想作为一个残疾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就这样躺着，怀揣着自己的心绪等待着。
傍晚我们被送到了屠宰场。我很吃惊，很快开始考虑我要怎么办，因为众所周知的是，野战医院里的医生很喜欢给人截肢。在伤员众多的情况下，截肢比复杂的修补工作要简单很多。我想到了克梅里希。我绝对不会被麻醉，甚至我要因此动手打人。
事情进展顺利。医生捅了捅我的伤口，弄得我眼前一黑。“您别这样。”他骂了我几句，继续拨弄着。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烁着，像邪恶的野兽。我痛得难以忍受。两位护士抓住我的手臂，但我挣脱了一只，想要打碎医生的眼镜。他注意到了，就跳开了。“给这个家伙打麻醉!”他气愤地喊道。
于是我就安静了下来。“抱歉，医生先生，我会保持安静的，但您别给我打麻醉。”
“那好。”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器械。他是个金发的年轻人，不到三十岁，脸上有伤疤，戴着一副讨厌的金丝眼镜。我发现他现在是在故意刁难我，他翻动着我的伤口，从他的眼镜上斜睨着我。我的手紧紧抓在一起，我死去之前都不会让他听见我的叫喊。
他取出了一块弹片，把它丢给了我。
显然我的举止令他很满意，因为他现在显得对我很关切，他说：“明天你就回家去。”然后给我上了石膏。回到克罗普身边的时候我告诉他，明天可能会有一辆军医院的火车。“我们得和那个上士军医说一下，我们要待在一起，阿尔贝特。”
我给那个上士送了两根有商标圈的雪茄，事情就办成了。他闻了闻雪茄，问道：“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我告诉他，“我的战友，”我指了指克罗普，“也有不少。我们很愿意明天从军医院火车的窗户里递给您。”
他当然明白，又闻了一遍雪茄，说道：“成交。”
我们晚上一分钟也没有睡。我们的病房里死了七个人，有一个人在开始喘气之前扯着嘶哑的高音唱了一个小时的赞美诗，另一个人走下病床蜷缩在窗边。他躺在床前，好像要最后一次向外张望。
我们的担架立在火车站。我们等着火车。天下雨了，火车站没有屋顶。毯子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那位上士像母亲一样照顾着我们。尽管我感觉很糟，却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我偶尔给他看看那个小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感谢，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天哪，阿尔贝特，”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床和猫——”
“还有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道。是的，用红丝绒做的安乐椅。我们坐在上面吃了王侯一般的晚餐，还打算以后按钟点出租它们。每小时一根香烟。这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是一门生意。
“阿尔贝特，”我又想了起来，“我们的食品袋。”
我们变得忧伤。那些东西我们还会用得上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卡钦斯基就肯定会找到我们，把东西带给我们。
可恶的命运。我们腹中装着面粉汤和寡淡的医院饭菜，而我们的袋子里装着烤猪肉的罐头。但我们是那么虚弱，已经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激动了。
早晨的火车进站的时候，担架已经湿透了。上士费心让我们登上同一节车厢。车上有几个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了起来，准备送到他的上铺。
“天哪!”我突然喊道。
“怎么了？”护士问道。
我向那张床投去目光。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床单，难以想象的干净亚麻，甚至还有熨烫过的褶皱。相反我的衬衣已经六周没有洗了，脏得要命。
“您自己爬不上去吗？”护士关切地问道。
“可以，”我大汗淋漓地说道，“但请您先把床具拿掉。”
“为什么呢？”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猪。我应该躺下吗？——“那会——”我犹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