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脏？”她鼓励地问道，“没关系，之后我们会把它洗干净的。”
“不，不是——”我激动地说。我无法习惯这种突如其来的文明。
“既然你们在外面的战壕里躺过，我们也当然可以洗一条床单。”她继续说。
我看着她，她看起来漂亮又年轻，打扮干净整洁，和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不是军官也可以待在这里，会令人觉得有点奇怪，甚至有点紧张。
无论如何，女人毕竟是会折磨人的，她强迫我把一切都说出来。“只是——”我停了下来，她肯定明白了我是什么意思。
“那又是什么呢？”
“因为虱子。”我终于喊了出来。
她笑了。“它们也得过过好日子啊。”
现在我不管了。我爬上床，盖上被子。有一只手抚摸过被子。那个上士。他拿走了雪茄。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发现车开了。
晚上我一直醒着。克罗普也辗转难眠。火车悄悄地沿着轨道滚动。一切都显得难以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回家。我低语道：“阿尔贝特!”
“在——”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吗？”
“我想在门的右边。”
“我去看看。”一片漆黑，我摸到了床沿，想小心地滑下去。但我的脚没有找到立足点，我滑了下去，上着石膏的腿帮不上忙，我咔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该死。”我说。
“你摔倒了吗？”克罗普问道。
“你听不出来吗？”我咕哝道，“我的头——”
车厢后面有一扇门打开了。护士拿着一盏灯出来看了看我。
“他从**掉了下来——”
她摸了摸我的脉搏，碰一下我的额头。“但您没有发烧。”
“没有——”我承认。
“那么您是做梦了？”她问。
“差不多。”我推托道。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她空茫的眼睛盯着我，她越是干净和美丽，我就越是说不出我想要做什么。
我又被抬了上去。这也不错。等她走了，我就得马上试着再次下来。如果她是个老妇人，那也可以跟她说明情况，但她是那么年轻，至多二十五岁，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没法向她开口。
这时阿尔贝特来帮我了，他不害羞，他什么事都可以说。他叫住了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他想要——”但阿尔贝特也忘了该怎么体面而无可指摘地表达这件事。我们在外面只需要说一个词，但在这里，面对着这样的一位女士——他一瞬间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日子，便脱口而出：“他想要出去一下，护士。”
“原来是这样，”护士说，“但他不应该用上了石膏的腿爬下床。您想要什么？”她转向我。
我对这一新的转变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不知道这种东西的专业术语叫什么。护士就来帮我了。“小的还是大的？”
真是丢脸!我像猴子一样大汗淋漓，尴尬地说：“嗯，只要小的——”
无论如何，至少达成了效果。
我得到了一个瓶子。几个小时以后我就不是唯一一个了，到了早晨我们都习惯了，可以毫无羞愧地提出我们需要什么。
火车慢慢开动着。有时候车会停下，把死人抬出去。车经常停下。
阿尔贝特发烧了。我倒是没有，我只是疼痛，但糟糕的是石膏下面可能有虱子。痒得可怕，我却没有办法挠。
我们整天昏睡着。风景静静地掠过窗口。在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柏斯塔尔。我从护士那里听说因为阿尔贝特发烧了，下一站就要把他抬下去。
“这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阿尔贝特，我们待在一起。”我说，“你看着。”护士第二次巡视的时候我把呼吸逼到头上。我的脸涨红了。她站住了。
“您觉得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