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个也像我们一样年轻，他却不想要这样。另一天早晨那个老头把两个人叫过去劝说、责骂，直到他们同意。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他们只是小兵，他可是个大人物。他们回来的时候上了石膏，打了麻醉。
阿尔贝特的情况很糟。他被送去截肢了，整条腿都被截掉了。现在他几乎不说话了。有一次他说只要他再次拿到自己的手枪，就开枪自尽。
来了一辆新的运输车。我们的病房来了两个盲人。有一个之前是个很年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送餐的时候，从来不把刀放在他旁边，他有一次就从护士手里抢过了一把刀。这样小心翼翼还是出了事。傍晚护士给他喂饭的时候被叫走了，盘子和叉子就放在桌上。他摸到了叉子，抓住它，用尽全力刺向自己的心脏，然后他抓起一只鞋在叉柄上敲着。我们喊人来帮忙，需要三个男人才能把叉子拔出来。那磨钝的叉齿已经深深扎了进去。他整个晚上都在咒骂我们，没有人入睡。早晨他发出了一阵狂叫。
许多床位又空了出来。一天天在恐惧、痛苦、呻吟和喘息中度过。死人病房也没有作用了，它太小了，我们病房里的人在晚上就死去了，比护士的处理速度要快。
他环顾着四下：“现在你们怎么说？”
甚至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事是他第一次见。
我们中间渐渐有几个人可以站起来了。我也得到了行走用的拐杖。但我很少用它，我走在房间里的时候无法承受阿尔贝特的目光。他一直在用某种奇特的眼神看着我。因此我有时候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我可以自由地走动。
下面一层躺的是腹部和脊椎、头部中弹的人和双腿或者双臂截肢的人。右侧住的是下颌中弹、中了毒气、鼻子、耳朵和咽喉中弹的人。左侧是盲人和肺部、骨盆、关节、肾脏、睾丸和胃部中弹的人。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意识到，人的全身上下都可以受伤。
有两个人死于破伤风。他们皮肤苍白，四肢僵硬，最后只有眼睛还活着——长久地活着。有些伤员将骨折的肢体吊在架子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进去，每过两三个小时倾倒一次容器。另一些人绑着伸缩绷带躺着，用一个沉重的重物吊在窗边。我见过肠道受伤的人肠子里总是充满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完全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部的照片。
人很难理解，在这样破碎的肢体上面还有人类的脸，在这样的躯壳里还有每天持续着的生命。而这还只是一所医院的一个科室——这样的医院在德国有数十万家，在法国和俄罗斯也有数十万家。如果这样的事也是可能的，那么所有已经书写过、做过、思考过的事情是多么毫无意义啊!如果上千年的文明无法阻止这种血流成河，无法阻止数十万家痛苦监牢的存在，那么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谎言。仅仅是医院就能显示出战争是什么样子了。
我很年轻，我今年二十岁，但我对生活一无所知，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无意义的浅薄和痛苦深渊之间的联系。我看到不同民族彼此斗争，默默地、不知不觉地、愚蠢地、顺从地、无辜地杀害彼此。我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在发明武器、遣词造句，以使这一切更加精妙和持久。我在这里和其他地方、在整个世界的同龄人都看到了这一切，我的同代人都看到了这一切。如果我们突然站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一个解释，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对我们有什么期待，如果没有战争？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戮——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人生的知识局限于死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变成什么样？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了，因为严重的腹部中弹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近几周以来他终于可以弯着腰跌跌撞撞地走路了。
他已经有两年没见过自己的妻子了。她在这期间生了个孩子，她把他也带来了。但莱万多夫斯基总是在想些别的，他希望等他的老伴来了可以得到一次外出许可，很明显：见面已经很好了，但如果一个男人这么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妻子，那么他就还想要做别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一连几个小时讲述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并没有秘密。也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我们中间已经得到了外出许可的人告诉他城里有几处无可指摘的角落，空地和公园，不会有人来打扰他，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一个小房间。
但那又有什么用？莱万多夫斯基忧伤地躺在**。如果他错过了这件事，那么整个生活对他来说肯定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向他保证我们会解决他的困扰。
次日下午他妻子来了，那是一个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小鸟一样的眼睛惊恐而急躁，穿着一件带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大概是继承下来的。
她轻声低语着，羞怯地站在了门边。她吓到了，因为我们有六个男人。
“好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冒险地咽了一口唾沫，“进来吧，他们不会对你做什么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她放下孩子，孩子的尿布里已经有些东西了。她带了一个绣着珍珠的大提包，她从里面拿出干净的尿布给孩子换上，让孩子重新变得干净。这样她就度过了最初的尴尬，两个人开始交谈了。
莱万多夫斯基非常躁动，他总是非常不快地用那双凸出的圆眼睛瞥视我们。
时机刚好，医生的查房结束了，最多还会有一位护士来病房里看一点。因此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去看了看——去侦察。他回来点了点头。“没人。现在你们来吧，约翰，做吧。”
两个人停止了谈话。女人的脸涨红了，显得有点尴尬。我们善意地咧嘴笑着，打着无所谓的手势，别去管他!让所有偏见都见鬼去吧，那是属于别的时代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受伤致残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呢，他想要拥有她，他也应当拥有她，这就完了。
两个人站在门口观察护士的动向，准备好在她刚好路过的时候缠住她。他们大约会在那里站一刻钟左右。
一切顺利。我手里拿着四张梅花，一圈几乎打完了。这时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忘掉了。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开始哭喊，尽管阿尔贝特绝望地把他摇来摇去。发出一点吱呀的响声，我们偶尔一瞥，我们看到孩子嘴里叼着奶瓶，又坐在了母亲的怀里。事情已经干完了。
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女人变得相当活跃，莱万多夫斯基容光焕发、大汗淋漓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了那只刺绣提包，露出了几根很好的香肠，莱万多夫斯基像挥舞花束一样拿起一把刀，把肉切成了小块。他打着夸张的手势指指我们——那个矮小的、头发蓬乱的女人就依次走向我们，向我们微笑，给我们分发香肠，她现在看上去竟然很漂亮。我们叫她妈妈，她很高兴，给我们把枕头拍打蓬松。
几周以后我每天早晨都要去山德尔学院。在那里我的腿被紧紧勒住做活动。
手臂早就痊愈了。
战场上又开来了新的运输车。绷带已经不是用布做的了，而是用白色的皱纸做的。绷带布在外面变得短缺。
阿尔贝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几乎已经愈合了。再过几周就要去假肢部了。他的话还是很少，比以前严肃了很多。他常常突然中断对话，开始呆滞地凝视。如果他没有和我们其他人在一起，他早就死了。现在他已经度过了最坏的时期。有时候他也来旁观我们的牌局。
我得到了养伤的假期。
我的母亲不让我离开。她是那么虚弱。比上次还要糟上很多。
然后我被团里调走，重新上了战场。
和我的朋友阿尔贝特·克罗普分别是很艰难的。但你在军队里也会对这个慢慢习以为常的。
[1] 1773年歌德根据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故事创作的一部戏剧。剧中最著名的台词是贝利欣根对敌人说的那句：“亲我的屁股吧!”——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