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掠扰。
（十四）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对外没有公开）。
傅作义看了上述的条文之后，当即表示签字。接着，他又循其常规，亲拟了一份起义通电。但是，当他再重新读罢这份起义通电之后，遂又禁不住地黯然自问：“毛泽东读后有何感想呢？……”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他认为只要掷下总攻天津这颗棋子，平津战役就结束了采用军事解决的阶段。与此同时，当他为和平解放北平制定了和谈的方针，并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和平解放北平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换言之，在他看来，傅作义发出起义通电，只不过是傅氏自应按着他预定的路数走出的一步棋，或曰是在所料中事，因此，他绝不会有意外惊喜的感想。事实上，从他下达总攻天津命令的当天——一月十四日，他考虑的战略重点就又转向其他方面去了！
随着天津和北平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了！毛泽东作为即将成为执政党的主席，他不能不考虑很快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以及内政、外交格局的构成。
说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格局，毛泽东很自然地会想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业已形成了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有意思的是，几十年来，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历史就要发生急转弯的时候，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和本国在华利益不受损害，它又不得不怀着落花流水春去也的特殊心态，希望遏制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不要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美国也非常清楚，连南京国民政府的总统蒋介石都不完全听命于美国的指挥棒，若想改变毛泽东的政治信仰谈何容易！为此，就在辽沈战役解放沈阳的当天——十一月一日成立沈阳市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美国政府决定向毛泽东放一枚试探性的气球：把美国驻沈阳原总领事馆当做在中共解放区保留美国外事机构的一种尝试。为此，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发来一份密电，略谓：要求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为保护美国公民的商业利益，以非正式私人交往的方式，与中共沈阳当局建立有效的工作关系。
瓦尔德不仅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而且也是一位中国通。他深知蒋介石自东北败退关内之后，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的驻沈阳的总领事的使命也就完结了。如果他再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的身份与中共打交道，这是违犯外交纪律的，弄不好，就会干出难以收场的事来。同时，他清楚外交官的授权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唯美国政府之命是从。为此，他只好硬着头皮拜会中共沈阳分管外事的负责人，主动介绍美国工业和科技方面的书籍，诱使新解放的沈阳与美国发生实质性的外交关系。而这位沈阳市负责人无外交常识，竟然办出了超出权限的事来。军管会主任陈云获悉这一情况之后，当即给予严厉的批评，并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对此，毛泽东找来了周恩来，在自己院中那盘石磨旁边进行了研究。首先，毛泽东批评道：“这个同志，完全丧失了立场嘛，他们美国人不承认我们，为什么还要待在我们的地盘上不走？”
周恩来从全球外交格局出发——自然也考虑到了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微妙变化，策略地说道：“现在是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限制他们的活动，时间一长他们就待不下了。”
毛泽东完全理解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当他想到我们的很多同志没有外交经验，遂又果断地说道，“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是不承认帝国主义国家的领事地位的，让他们在那里完全无事可做，最后自己走掉的好，你就代表中央起草一个电报吧！”
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电，明确规定通过军事管制的方式，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达到封锁和孤立美国外交官的目的。
或许美国外交官在中国横行霸道成性惯了，这个瓦尔德不服从沈阳军管会的管制，依然在我军政人员面前大耍所谓威风，当毛泽东收到东北局的有关报告之后，他被帝国主义者的强权行为激怒了，遂对周恩来说：美国人不过是逼我们进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强取罢了，怕他什么？发个声明，我们和美国又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给他什么权利管我们什么事？
事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
旧美国领事馆根据从国民党政府所取得的一切权利，我们不能承认。我人民政府对现在沈阳之旧领事馆人员，只当做外侨看待，保护其居住安全，如旧领事馆人员有任何不遵守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所宣布的法令的行为，军管会有权进行人身及室内检查，禁止旧领事馆人员行动自由，直到驱逐出境。因此，我军管会有权命令旧领事馆交出电台由我们保管封存，等将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或旧领事馆人员自沈阳回国时，当予发还，现总领事馆人员既拒绝接收此命令，我军管会即应派公安机关人员进入美国领事馆室内，自行接收，并由双方点数，签字封存。
沈阳军管会接到中央命令，立即派军队查封了美国驻沈阳旧总领事馆的电台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近代美国外交史上，所在国敢于查封美国派出的外事机关的电台尚属首例，难怪瓦尔德气得哇哇大叫。他一方面向我沈阳军管会提出所谓抗议，另一方面报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求撤离沈阳。
美国从所谓“全球战略”考虑，认为很有必要打开与新中国的外交大门。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新中国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分化出来。另外，即使无法达到上述目的，也应利用沈阳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获取未来新中国和苏联对抗美国的核心情报。为此，美国政府不仅不批准瓦尔德自沈阳撤离，相反要他遵照司徒雷登大使的指示，立即起用美国潜伏特务伯彦苍、吴人俊、佐佐木等，以沈阳为基地，利用一切关系，在我东北境内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
就在毛泽东下达总攻天津的命令前后，我情报机关又侦知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一月十一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通报英国政府对中国局势变化后的立场：英国在中国最好的希望是“保持一个立足点”，“原地不动，以寻求和中共建立不可避免的事实上的联系。”为此，英国政府已命令驻沈阳、北平、天津等地的领事馆，在人民解放军进城后继续开放，并决定“承认中共为它所控制地区的事实上的政府，同时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央政府”。
毛泽东看了这份情报之后，对周恩来说道：“英国和美国在外交方面相比，前者是狐狸，后者是恶狼。但是他们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在玩弄两个中国的把戏！”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周恩来愤然地说道。
无独有偶，李克农又前来报告：我情报部门初步侦破了美国驻沈阳旧领事馆的特务活动。对此，毛泽东指示李克农：调情报战线上的名将陈龙赶赴沈阳，亲自处理这件涉外特务案件。至于何时挖出这些特务，要听从中央的命令。与此同时，毛泽东想到天津、北平解放在即，就说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用不了多少时间也要回到人民的手里，像这类外交事件会层出不穷的。因此，他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啊，看来你必须尽快代表党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具体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
周恩来在协助毛泽东指挥解放天津、北平和谈等活动的同时，于傅作义审定《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的当天——一月十九日，亲自起草了我国第一部外交法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当天，毛泽东阅后又进行修改，并在其中的“具体政策”部分加写了两项：
（一）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他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他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讲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翌日——一月二十日，由于刚刚解放的天津又发生涉外事件，毛泽东再次致电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再次重申外交大权在中央。
在毛泽东的心中，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基石是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盟友关系。这不仅是为新中国的性质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为国际大背景所必需的。另外，毛泽东虽说从理论上多次阐述了未来新中国的性质，但如何着手确立新中国大厦的蓝图，在他的心中还不是很有把握的。为此，他在胜利完成转战陕北、东渡黄河之后，就决心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看看，与当今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斯大林进行晤谈，除去了解昔日中苏两党关系中的成败得失和是非功过，主要是向苏联学习内政建设经验的同时，确定中、苏结盟的外交格局。由于斯大林认为目前中国共产党的战略中心是：发起与国民党进行军事战线上的决战，故不赞成作为统帅的毛泽东在此时此刻访问苏联。
毛泽东收到斯大林上述这则电文的时候，正是他一方面关注天津战役的进展，另一方面又要指导北平和谈的进行，因此，他没有当即给斯大林回电。接着，十五日解放天津，十七日又获悉北平方面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这时，毛泽东在征求了中央书记处另外四位书记的意见之后，遂于十八日给斯大林复电：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拟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在毛泽东平定天下的棋盘上，他除去思量确定与美国、苏联上述的外交格局而外，他还在筹划内政大计的时候同时走着两步大棋：一是通过军事手段或和平手段，逐步消灭蒋介石集团残余的武装力量，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再是高举党的统一战线大旗，把一切反蒋的力量争取到人民的一边，通过召开新政协会议，建设一个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新中国。
世人皆知，毛泽东一生倡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同时他还笃信若要打垮“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政治对手——蒋介石，也非用军事手段方能完全解决。但是，这并不是说追随蒋介石的所有文官武将自始至终是一成不变的。在毛泽东看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敌人的营垒是一定要分化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当年曾赞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李济深将军很快猛醒，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站在人民一边积极反蒋；就说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将军吧，不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嘛！然而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前夜，蒋介石阵营中还有哪些矛盾可利用呢？毛泽东第一个选择了桂系，其代表人物是李宗仁和白崇禧。
诚如前文所述，蒋、桂之间不仅在历史上有一本解不开的恩怨账，而且时下美国人又在导演“以李代蒋”的闹剧，从而又加剧了蒋、桂之间的矛盾。从现象上看，时下的蒋介石认为，只要美国人给钱、给武器，甚至在关键的时刻出兵，与毛泽东在战场上是可以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就是失去江北半壁江山，起码也可以做到划江而治，待机卷土重来。但是，蒋氏妄想以军事手段达到上述目的的做法，是有悖于美国人的意愿的；如今的李宗仁认为：国民党在军事上失败了，其责任盖由蒋介石独裁、专断而起。因此，想解决中国的问题吗？蒋介石必须下台，由他李宗仁出面议和。世人都清楚，李氏的这些想法，是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然而世人又皆知，李宗仁议和的目的不是向人民缴械，而是在中国首先造成一个划江分治的政治格局，然后再利用美国人的支持，由桂系代蒋重新统一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蒋、桂是殊途同归的。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蒋、桂在权力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对抗，那就有可能因势利导，通过军事与和平的不同手段，在加剧蒋、桂矛盾的同时，让人民更加看清蒋、桂双方反人民的真面目。另外，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的条件下，桂系李宗仁也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傅作义。为此，毛泽东不仅在军事上造成兵临城下的大势，而且在舆论方面又揭又批，同时还通过秘密战线上的同志对桂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如果说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是公开批驳蒋介石的元旦文告，进而达到分化瓦解敌人目的的话，那么周恩来、李克农于当天——一月十四日致电潘汉年、吴克坚的指示：“毛泽东对时局的声明，意在揭穿美、蒋的和平阴谋，望把这个声明印发各方，注意收集反映意见。”同时电文指出了分化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工作重心，就是明确地向秘密战线交代了具体的任务。不久，潘汉年自香港发来请示做桂系工作方针的电文，毛泽东当即代替周恩来、李克农起草了复电，请潘以下列各点答复桂系的智囊黄绍竑：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宗仁）、白（崇禧）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伯承）、邓（小平）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由此，我党对桂系展开了全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孤立蒋介石集团，增加革命阵营的力量，又把工作重点移向各民主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