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黄启汉由武汉飞抵南京，说明来意之后，受到李宗仁的欢迎。
也许应了无独有偶这句话了！这时李宗仁也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于抗日战争中跟着他当参议的刘仲华先生。由于刘氏一生经历传奇，为革命作出许多贡献，且与日后的和谈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容笔者简介如下：
刘仲华于一八九九年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中农家庭里。早年就献身于革命事业，于一九二三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的委派到西北军工作，并陪同鹿钟麟赴苏联访问，回国后一直在冯玉祥部队里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刘仲华奉命到上海，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在军委从事交通和情报工作。一九三五年中央局机关大部破坏，军委与中央局合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刘仲华负责。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刘仲华奉命做李宗仁的统战工作，促使李宗仁在一定时期接受了我党抗日政治纲领。他也因此与李宗仁结下了不错的私谊，经常坦然交谈时局。
时下，李宗仁欲要打通和共产党的联系，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刘仲华。也就是在黄启汉到达南京的当天晚上，李宗仁约黄、刘二人在他的房间谈话。李氏在纵谈了目前所谓国家大势之后，遂又开门见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当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要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
说到李宗仁派遣黄启汉、刘仲华赴北平的任务，事后黄启汉作了回忆：
李宗仁就是要我和刘仲华趁着北平和平解放，去求见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他说：他愿意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当时，我信以为真，感到很兴奋。我还把李济深写信给白崇禧以及白在汉口和我讲的话转告李。他说，他也要写一封信交我带去给李济深，希望李济深从旁相助。他还吩咐他的秘书黄雪邨起草一封写给傅作义的信，表示傅接受和平改编做得对，也希望傅支持他搞好“和谈”。
李宗仁在秘密派遣黄启汉、刘仲华飞赴北平的同时，还公开电邀所谓第三势力的代表人物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孙科的行政院作出决定：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为代表，并指定邵力子为首席代表，等候中共代表，于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
说到和谈，李宗仁又再次想到了这样的现实：此次吁请重开国共和谈，虽非作城下之盟，但其和谈的主动权是操在胜者共产党人的手里。换言之，无论他如何表白对和谈心诚意坚，共产党人在未达到军事和政治目的之前，是不会休兵罢战和败者举行真正意义上的和谈的。为此，他又想到了寓居上海的宋庆龄、章士钊、颜惠庆、黄炎培、罗隆基、张澜等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他清楚这些人不但是举足轻重的贤者，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和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有着久远的交往，有的还私谊笃深。如果能让他们为促成和谈有所动作，这也不失之为一条捷径。请谁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上海游说这些社会贤达和知名的民主人士呢？他想到了邵力子。
邵力子早年留学日本学新闻，与于右任在日本办《神州日报》的时候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之后，他和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一批党员。黄埔军校成立之后，出任秘书长，从此和蒋介石共事。不久退出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中任要职，但与共产党人仍然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解放战争期间，他公开反对打内战；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他拒绝参加选举；在蒋介石下野前后，他又为国共重开和谈积极奔走。为此虽遭蒋介石嫉恨，但热爱和平的民主人士却赞誉他为“和平老人”。李宗仁认为如能得到邵力子的支持，不但有利于重开和谈，而且还能把这些社会贤达团结在自己的身边。他向黄启汉、刘仲华交代完北上的任务之后，遂又约见邵力子先生。
邵力子支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对李宗仁能否完成这一艰难的历史使命存疑；他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可他的处境又不允许他公开拥共，只好过着“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危险日子。当他听说李宗仁请他出任首席和谈代表后，他认为这是结束两面人生的极好机会，内心是高兴的。但是，他还是对专访者说：“国共双方过去有多年的裂痕，这次战争又如此之残酷，而最近双方的表示，距离也是很远，所以我感到这次的使命十分困难。但是和平，实在是很需要的。……政府派我为代表，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要我作首席代表，则无论我的才干和精力，都是担任不起的，所以已向孙院长请辞。”
李宗仁深知邵力子说上述这段话的苦衷，见面后，仅仅提出请他和甘介侯赴上海，吁请知名的民主人士为和谈有所赞助。对此，邵力子当即说：“为和谈大事，我愿积极奔走。明天，我就赶赴上海，挨门挨户拜访，求其早日完成付托。”
李宗仁听后深为感动，遂对邵氏表示真诚的感谢。然而，他为了向中国共产党作出有别于蒋介石的表示，又以代“总统”的名义饬行政院实行如下七项和平措施：
（一）各地“剿总”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建总队”，归国防部另行安排；
（四）释放政治犯（含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五）启封一切过去“戡乱”期间抵触“戡乱”法而被封闭的报刊、杂志；
（六）取消特种刑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不可非法擅自逮捕。
李宗仁在签发七项和平措施之后，认为自己为重开国共和谈是用了心、尽了力的，故又生出一种良心的平衡感。诚如前文所述，由于他认为自己所倡行的和谈，是败者向胜者主动言和，因此，他又底气不足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毛泽东是如何看待我主动求和的呢？……”
毛泽东对待李宗仁的态度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巧妙地利用蒋、桂这一组矛盾，运用打、拉相结合的策略，在分化、孤立蒋介石集团的同时，尽力化解作为敌对势力的桂系集团。对于李宗仁上台后倡行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在《评南京政府伪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内阁阁员》一文中就明示了方针：“确实地接受并执行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和平条件，实现人民所需要的和平。”唯有如此，李宗仁才能“借此使他们自己获得悔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因此，毛泽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以上述不变的方针应付万变的李宗仁的。
一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获悉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消息之后，在他向周恩来、李克农等了解了黄、刘两人的真实身份之后，遂立即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对于李宗仁提出的重开国共和谈，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五日发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谈话，再次重申和谈的方针是：“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说到“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对于李宗仁任命的所谓五人和谈代表，毛泽东以严厉的口吻指出：“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借此，又昭示李宗仁等：“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绝不止四十三人。”
接着，毛泽东收到了叶剑英等在北平会见黄启汉，刘仲华的报告。据黄启汉事后的回忆，由于在“抗战时期，我在武汉、重庆各地多次见过叶剑英同志，这次被接见更使我感到亲切，喜出望外”。双方晤谈的内容略谓：
我首先向叶剑英同志表明我的态度，说我虽然是李宗仁派来的，但我还是要站在人民这一边的，绝对不做不利于人民的事。接着，我把白崇禧在汉口、李宗仁在南京对我讲过的话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武汉、南京的情况向他作了反映，并把李宗仁和白崇禧写给李济深的两封信交给了他。
翌日，叶剑英在颐和园设午宴款待黄、刘两位，并于饭后作了重要指示。叶剑英在追述了国共两党关系，尤其是自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责任之后，又很动感情地讲了这番话：“今天我们已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完全、彻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全国的解放，指日可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毛主席已发表声明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愿意和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古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谁能认清形势，顺应潮流，向人民靠拢，前途就是光明的。”
毛泽东对于已经任命为北平市长的叶剑英的讲话是满意的。当他听说黄启汉明确表态：“不论如何，我一定投靠人民。”他微笑着点了点头，说道：“有意思，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说不定和谈一开，还会演出一些精彩的戏剧来。”
在场的周恩来是清楚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寓意的。但是，他更清楚未来的和谈是绝不会顺利的。因此，他也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了一句笑话：“万一和谈破裂，我军陈兵长江以北，毛主席也无需再派一位当代的蒋干过江盗书了。”
毛泽东听后大声地笑了，可是当他想到未来的“和”与“战”这两件大事之后，遂又严肃地说道：“恩来，从现在开始，军事战线和隐蔽战线要一齐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唯有如此，我们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步伐才能加快。”
但是，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时下急需要动的棋子还不是重开国共和谈。为了尽快实现未来“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的设想，他的主要精力依然是放在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上。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获悉傅作义正式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接受改编之后，立即电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战。”
同日，毛泽东收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电，征询与傅作义会面的意见。他考虑到这次会面与改编敌军的全局关系，遂又审慎地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发去指示电：“（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作义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一月二十三日，致平津前线司令部电，明确指示“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但对办事处的职能作了明确规定：“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由于平津前线司令部严格遵照毛泽东上述电文行事，确保了敌军在出城以及接受改编等过程中没有出大的事情。此举不仅起到了涣散各地守城敌军的作用，而且也为他日和平接收江南大中城市积累了经验。
随着敌军出城接受点编的同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入城接管北平、天津的防务和治安。为此，毛泽东又为平津前线司令部制定了如下入城法规：“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不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在讲明目前在北平、天津不要提“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势力”等口号的道理后，又明确指出：
“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做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做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重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求，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解决了北平、天津的问题之后，对绥远问题也作了明确的部署：“绥远方面我只有姚酷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毛泽东在北平、天津解放之后，为什么不立即派东北野战军或华北野战军出西口解决绥远问题呢？因为他在下一阶段的战略构想是：“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必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