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谈话的语调可知，任弼时与米高扬的单独谈话，就像是老朋友之间的谈心，显得是那样的自然和亲热。这样的谈话，给米高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美好的印象。他觉得“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
毛泽东白天与米高扬举行会谈，挤时间，多数是在夜间还要指导和平解放北平的大事，以及关注南京代“总统”李宗仁，还有坐镇溪口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假谈和平的阴谋。在这短短的几天中，他发出了数十份重要电文。仅就和平解放北平一事，毛泽东就写下了多份重要的文稿，摘其要者如下：
二月一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关于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新闻稿，明确指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起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北平和平解决的再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
二月三日，毛泽东获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举行入城式的前夜，傅作义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他当即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一）对傅的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该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应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不愿发表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作义）、邓（宝珊）见面扯开谈一次。……”
依然是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北平入城式。毛泽东暂时中断了与米高扬的会谈，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围在收音机旁边，收听入城式的转播。当他收听到“上午十时，以指挥车和军乐队为先导，开始进入永定门，依次为装甲车队、炮兵车队、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骑兵方队和步兵方队”之后，他的脸上绽开出了胜利者应有的笑靥；当他收听到“工人、市民、学生和各界欢迎的人群挤满了解放军通过的各条通衢大道，各民主党派人士、教授学者和社会名流也加入欢迎行列”之后，他有些激动地笑了；当他收听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叶剑英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全体代表登上箭楼检阅，叶剑英代表北平市委发表重要讲话，宣布北平市将在军事管制的时期，要完成“系统建立人民的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建立人民民主的经常的秩序”等六大任务后，他忍不住地放声笑了起来。后来，毛泽东见到叶剑英，还风趣地说了这句话：“我听收音机了，你那个讲话真是‘声嘶力竭’啊，为新政权呐喊，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劲头！”
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前后，恰逢中国人民欢度传统的春节。毛泽东听着喜庆的鞭炮声与米高扬举行会谈，心情当然是难以言述的，尤其当他再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昂首挺胸走进古都北平的广播时，很自然地会想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屈辱史，禁不住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大有“积存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所有屈辱都倾吐出来的感觉”！但是，当就要进入北平的李克农请示工作的时候，毛泽东遂又有些沉重地说道：“中央由西柏坡迁入北平，它标志着中国革命完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就是以城市为中心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阶段。因此，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你要转告剑英和彭真同志，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做好这件事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不能不想到就要覆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遂又下意识地发出了这样的自问，“蒋介石与李宗仁是如何过春节的呢？……”
溪口，是浙江省奉化县一座风景极佳的小镇。其地山环水绕，溪流近百，主要者有三：“县溪、锦溪、剡溪。其中剡溪发源于四明山余脉横溪岭，迂回曲折，凡九曲，与其他两溪汇于甬江，东流入海。而剡溪第九曲经公塘南北两支流合于锦溪，即为溪口，亦称锦溪村。”这儿就是生养蒋介石的故乡。
蒋介石每次下野归里，或回乡省亲，都住在坟庄。所谓坟庄，溪口人民都知道即为蒋母之墓地。由于蒋母非元配，不便和蒋介石的父亲同穴，所以蒋母临终时叮嘱蒋介石为她另行择地安葬，不得与乃父同穴。蒋遵母嘱，请了奉化最有名的风水先生四处勘察墓地，最后择葬于白岩山鱼鳞岙中垄。这位风水先生指着四周的风景说：“这儿是最好的龙脉，整个地形像座弥勒佛，而蒋母的墓穴就点在弥勒佛的肚脐上。其后人如出弥勒之腹，乘其龙脉之势腾达于神州。”果真蒋母死后不久，蒋介石继中山先生一成国民党大统，应了风水先生的预言。从此，他在其母墓地旁边盖了住房，供自己回乡孝母之机，再多得些弥勒佛祖的护佑，使他这位由溪口龙脉飞出去的“真龙天子”稳坐九五之尊。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前两次下野与复出均和这座蒋母墓地有关。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四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的逼迫下第一次下野，他悻然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静观待变。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宋美龄暗订秦晋之好，而且还为是年十二月三日复出打下了伏笔。从此，他也为构筑蒋、宋、孔为三大支柱的蒋家王朝打下了基础。
一九三一年，由于“九一八”事变等原因，导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蒋氏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偕宋美龄回到溪口，守侍在蒋母墓地之侧，利用以退为进、观变待起的策略，刚好过了一个月，他就利用一触即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机，昂首挺胸地回到南京，再次入主中央。
这两次下野与复出，在蒋介石看来绝非偶然。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的自问：“为什么我在失意的时候回到溪口，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就能化险为夷，重新荣光呢？……”他的结论是：他这条由溪口飞出的“龙”，理应回到生养他的地方，借助母亲的阴灵之光，再次腾飞，遨游九州。因此，蒋介石这次——第三次下野，依然是守侍在母亲的墓地之侧，望着龙脉的山势，静候东山再起之日！
蒋介石这次下野自称是为了“弥战消兵”，他被迫同意和谈，是为了为卷土重来赢得时间。因此，他同意“和谈”与同意“引退”一样，并非出于真心。他虽然承认时下战必亡，但他还认定和则更亡，因为主战是他蒋某人举的旗帜，并在国民党中、军中，及至于政府中还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一旦弃战求和，那南京政府的主角，可就真的变成了主和的李宗仁了！如果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根据中共的一贯政策，李宗仁可以将功补过，而他蒋介石唯有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这是蒋介石绝对不能接受的。自然，这也是蒋氏必然要遏制李宗仁重开国共和谈的原因。为此，蒋介石于不声不响之中做了如下这些文章：
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签署下野文告的同时，“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美金一千万元，汇交在美国之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连同原存美国余款悉数从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如史家所云：“蒋此举系虑及和谈成功，建立联合政府，以防该款落入新政府，而采取此种非法私相授受措施。”
一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在静观李宗仁四处奔波和谈的同时，他于溪口密函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军事、政治、党务、特务首脑人物，命令他们加强备战思想，一旦和谈破裂，就作战到底。换言之，李宗仁和谈的戏一落幕，蒋介石就准备高举作战到底的大旗登台。
同日，蒋介石密令军事法庭，无罪开释日本侵华头号战犯冈村宁次大将，为李宗仁重开和谈再设障碍。
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获悉李宗仁未经他的允许，公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这在蒋氏看来，是李宗仁以所谓“法统”对抗他的“党统”，并妄图打破他的“以党控政”的格局，进而借改组行政院了结“府院之争”。为此，他借支持孙科之机，进而扩大“府院之争”的矛盾。在这期间，不仅孙科未向李宗仁报告准备将行政院迁往上海，而且他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拟将中央党部迁往广州，搞得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在南京唱独角戏。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得意地运作掣肘李宗仁的战略，或曰戏耍李宗仁这个代“总统”的时候，他突然获悉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将要秘密率部投共的消息。由于这一历史公案至今海峡两岸各有说辞，故笔者有必要据史简介如下：
一月二十八日，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在共产党人和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策动下，决心以傅作义为榜样，为和平作出贡献。他的老部下，并有师生之谊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于本月上旬向陈提出和中共地下党联系人作商谈。是日，陈派外甥丁名楠持他的手书赴沪见汤。汤谓：“兹有×××先生应邀去见你，请你和他畅谈。我们从前的计划他都同意，希迅速实行，以免夜长梦多。”并附四点意见：（一）徐蚌战争已结束，蒋方彻底完结，这正合全民愿望。请你不要遵蒋方指示，上海工事应全部停止；（二）有利于蒋方军事部署也完全停止，以免扰乱民心；（三）上海全部物资，不必变卖，留给共方；（四）我们早已商定，以保护沪杭安全以至全浙人民安全，不受军事扰乱为主，对溃兵游勇，要严加管束。此函被特务头子、上海警备局长毛森发觉，汤为个人安危，于次日将陈密函送溪口蒋介石告密，并向蒋誓输忠诚，自请诱捕陈仪归案。
由于蒋介石与陈仪有着几十年不错的交往，方把他的家乡的父母官交由陈仪当。但是，实出蒋氏所料的是，陈仪竟然背叛他投共，这对他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接着，蒋介石命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特务对陈仪严密监视，并安排其心腹周函准备接替陈仪的职务。同时，他命令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向三军下达《应付时局六要领》密令：
（一）认清中共企图；
（二）中共八条“第一条所谓战犯，意在侮辱我领袖，动摇我信心……须予以严厉驳斥”；
（三）军事最近作战重点，封锁巩固长江，并保卫西北、西南；第一线部队宜加强戒备，切实演练歼灭敌人战术；
（四）“后方整训部队及无作战任务部队，务须加紧补充训练，以提高作战精神及能力，短期变成劲旅”；
（五）“对后方治安秩序应加维持，地方散匪及造谣生事、罢工、怠工等行为，应严加取缔肃清”；
（六）“对部队应特别注意激励士气”。
蒋介石在处理完上述大事之后，即迎来了农历大年三十，即除夕。他在蒋母坟庄祭拜过之后，遂怀着怆然的心情回到故居报本堂——丰镐房和儿孙们团聚“守岁”，准备夜幕降落之后，合家团圆，共饮屠苏酒，同吃年夜饭。或许是蒋经国希望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年，蒋介石刚刚走进门，迎面走来的是洋儿媳妇蒋方良以及中俄混血的孙子孝文、孝武，孙女孝章，在蒋经国的导演下，一一行过家礼。蒋介石俯身抱起不满四岁的孙子孝武，亲了亲那嫩嫩的面颊，旋即坐在太师椅上，顺势又把孝武放在自己的双腿上。他望着面前十分可爱的孝文和孝章，内心中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抑或是这些年来他和政治打交道成了习惯，在这种人为做出的家庭亲情的氛围之中，他还是声调低沉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年幼的孙子、孙女并不完全明了爷爷的良苦用心，只好带着似懂非懂的表情望着没有笑靥的爷爷；蒋经国当然知道父亲说这些话的想法，但他认为有悖于希望父亲高兴的用意。然而当他再看见父亲那沉郁的表情，也只好违愿地点头称是。这时，溪口镇的夜空中突然传来了几声爆竹响，似惊醒了沉浸于国事的蒋介石，当他看见懂事的孝文和孝章，不约而同地学着他父亲的样子立正站好，又忍不住地笑了，忙说道：“今夜是除夕，从我开始谁也不准谈国事，只说家事，你们说好不好？”
“好！”三个孩子就像是在课堂上忽然听到了老师的问话，机械地高声答说。
蒋介石习惯于官场的酬酢，蒋经国也习惯于父亲为了官场的酬酢而做出的虚伪的威严。今夜，似乎也只有在今夜，蒋介石感到了官场酬酢的虚伪以及亲情的可贵。如今，他好似真的把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忘到脑后边去了！据史记载，今晚在“最喜欢的半个洋孙女的提议下，他竟然带头和仆人们一起打起了年糕；他为了博得最小的孙子孝武的欢喜，掐了一块年糕面，精心地捏了一个手拿金箍棒的孙悟空”。接着，他有意在孝武的面前晃了晃，用哄逗的口吻说：“这只猴子可厉害了，他一个斤斗能翻十万八千里，闹得天宫都不得安静。”
“不！我比它厉害。”不满四岁的孝武一把夺过了面捏的孙悟空，为表示自己厉害，一下把它扔到屋门外去。
蒋孝武的动作把全家人引逗得捧腹大笑。蒋介石边夸“还是孝武厉害”边说：
“经儿，把它捡回来，用水洗洗，蒸熟了还可以吃。”
在这些方面，蒋介石的家教是相当严格的。这对蒋经国的成长以及后来接替父亲治理台湾，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蒋经国从父亲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的言行中，还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父亲的地位变了，文化品格也相应地提高了，但是仍能从他的气质和为人的风度，觉察出他依旧是个农民的儿子。”
蒋介石命中注定是不能享受天伦之乐的！正当他与孙子、孙女玩得忘了人间还有烦恼事的时候，侍从引张群、陈立夫、郑彦棻三人相偕走进丰镐房，他只好请玩兴未尽的孙子、孙女离去，遂又和这三位来者谈起了国事。当他们议完在南京演出的“府院之争”、“以党控政”的戏后，很自然地又说到了李宗仁倡行重开国共和谈，以及中共毛泽东绝不领李宗仁之情等情况。但是，当讲到今后该怎么办的时候，这三位来者就三缄其口了！蒋介石望着这三位亲信缄默不语的表情，近似自语地说道：“我是相信知耻者后勇这句话的！为了未来的后勇，我们必须首先做一个知耻者。所谓知耻，就是敢于承认我们办错的事情。为此，我回到溪口之后认真地检查了过去的行为，并和经国谈了一些我对未来的设想。”
首先，蒋介石讲了他在日记中所做的这段检讨：“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
接着，蒋介石又对所谓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读。他从三民主义理论到社会实践，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最后，他讲了如下这段话：“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和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成绩为黜陡。”
张群等人听后感慨万端！对此，蒋经国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所谓体会：“这是失败基因的深刻检讨，亦是重整革命的正确方针；我们必须随时随地、至诚至谨加以领略，服膺与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