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蒋介石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他一生的聪明全都用在“权谋”二字上了！上述的文字，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力拔山兮的楚霸王，在他演出别姬戏的时候也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我为什么会走到这步田地？”我们权且不论蒋氏检讨得正确与否，就说在这瞬息万变的国情大势之中，又怎能容得蒋氏去自我检讨呢！因此，他挨过除夕之夜，就电令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立即飞来溪口，秘密召开军事会议。
一月三十一日，也就是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的时候，蒋介石向飞来溪口朝圣的三位爱将发出指示：只和不战，国家必亡。换言之，只有战，才能和。为此，“将长江防务划分为两大战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总兵力为二十五万人；湖口以东，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为四十五万人。以上海、松江地区为防务中心，重点防守上海与杭州三角地区，而对南京地区则不设重防。”蒋氏作如此军事部署是有着一本内心账的，那就是“待将上海之金银与美钞运抵台湾后，再放弃华东、华中，转而退守台湾，并于西北、西南地区继续抵抗”。自然，他对这三位爱将的要求是：誓守长江防线到雨季到来之前，坚决做到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
正当蒋介石在溪口紧锣密鼓地筹谋长江防务的时候，南京发来密电：李宗仁为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已由南京飞抵上海。蒋氏听后漠然一笑，不阴不阳地说了一句：“那就让李德邻去行使他的代总统的职权吧！……”
李宗仁为什么要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呢？起因是黄启汉自北平飞返南京之后告知：关于南京提出的要求解放军停止进攻的问题，叶剑英未作正面答复，只说向中共中央反映。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有些失落感。为了继续“敲和平之门”的同时进一步试探中共对“和”与“战”的态度，他决计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访问。几经努力，所谓的“上海和平代表团”筹备就绪，代表人选暂定为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和甘介侯五人。对此，黄启汉认为“和平之门”是开着的，根本不需要敲；甘介侯却认为是来一个宣传“攻势”，制造舆论，对促进和平是大有好处的；黄启汉听后认为这近似虚张声势，不是诚心诚意寻求和平的应有态度；邵力子以黄之见为然；可是，李宗仁认为此举还有一个“联共压蒋”的政治目的，故还是做了决定：“让代表去吧，至少没有妨碍。”
李宗仁为了借用北平和平解放的形势，继续高扬和谈的调子，遂决定借访晤“上海和平代表团”成员之机，希冀弥合已经形成的府院分裂，挽留孙科内阁，并劝其回到南京，于二月一日上午九时乘专机飞沪。同行的除去“和平老人”邵力子外，还有程思远、甘介侯等人。十时，专机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后，仅有吴忠信、吴国桢、朱家骅等人迎接，孙科内阁的成员无一人到机场欢迎代“总统”。这说明孙科内阁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意欲和李宗仁的“总统”府坚决斗下去。这也促成李宗仁改组孙科内阁的决心。此乃后话，略而不述。
李宗仁不露声色，与随行人员先到黄绍竑在上海的府邸休息。同时，通知孙科内阁所有成员，下午三时半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四楼举行会谈。接着，他在邵力子的陪同下，“往访上海名流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人，请他们以私人资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其中，最令李宗仁感动的是颜惠庆老人，他当即说了下边这段话：“我年虽七十三岁，并患心跳病，平生还没坐过飞机，如今为了争取和平，就顾不得了。”
诚如史家所说：李宗仁感动之余得出结论：和平是大势所趋，顺者则昌，逆者则亡。所以，他在下午和孙科内阁成员举行会谈的时候，有意高扬了和谈的旗帜，并严肃地指出民心思和的历史趋势。最后，他才“勉以团结大义，劝他们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
李宗仁听后大惊，自知府院分裂无法弥合，他不失身份地说了几句规劝的话后，遂宣布会议结束。
下午五时，“李宗仁原机飞返南京，由程思远邀童冠贤、范予遂同行，并留甘介侯在上海协助邵力子组织上海人民代表团。童、范两人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不仅策动孙科内阁迁往广州，并由陈立夫运用经济力量拉拢立法委员前去广州复会，立委凡愿赴穗开会者，每人送船票一张，美金一百元，到广州后，月给港币三百元的特别津贴。但留沪立委仍多数愿去南京，支持李宗仁争取和平的政治立场”。
对此，当事人哀叹道：“行政院迁往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构，而没有政府首脑；说它在溪口，但溪口只有一个宣布‘引退’的总统，而党政机构均在广州。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是日傍晚，李宗仁回到傅厚岗官邸，收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封公函，是答复李代“总统”下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他当即拆阅：
德公代总统钧鉴：
子回代电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关于核复张学良、杨虎城自由一案，业经转电台湾陈（诚）主席及重庆张（群）主任知照矣。肃复，敬候崇绥。
接着，李宗仁果真收到了陈诚的复电：
南京李代总统德公：
×密，东电奉悉，可否请程思远兄来台一谈？职陈诚叩冬。
李宗仁阅后甚为不悦。在他看来，作为代“总统”明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乃区区小事，没有想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竟然推诿、扯皮。更是令他不解的是，陈诚这个台湾省主席不仅不释放软禁在台的张学良，反而要他这位代“总统”派程思远“来台一谈”。他一是救张、杨二位将军心切，再是不知陈诚是奉蒋介石之命行事，故“立命程思远束装就道，飞赴台湾”。自然，程思远此次台湾之行一定是无为而返的！
在李宗仁看来，他扯起重开国共和谈的大旗，中共方面理应无条件欢迎。但是，中共方面却是有条件的支持。就说他计议中的“上海和平代表团”吧，中共答复只许他们以私人资格赴平参观，并指出甘介侯为“贩卖和平分子”，拒绝其赴北平。为此，原定二月八日飞平之议，他只好取消。这对李宗仁而言，无疑是浇了一瓢冷水，真是寒到了心底！
与此同时，蒋介石为了给李宗仁设置和谈障碍，授意国防部召开江防紧急会议，除去国防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蔡文治等参加之外，点名要代“总统”李宗仁与会。这样一来，就等于向中共说明：李宗仁的和谈是假的，因为他还在召开江防会议。可以想见，这样的江防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而“李宗仁鉴于蒋介石幕后操纵，束手无策”，在“激烈争吵中而散”。也就是在这种情势之下，李宗仁怅然自语道：“咳！当这种劳什子总统干什么……”
但是，政治家一旦卷入政治潮流，是很难自拔的。要么沉入潮底，要么跃上浪尖，很难有第三种选择。当然，萌生不当这劳什子“总统”的李宗仁也不例外。尤其当他的耳边感到自蒋介石一方吹来的凉风之后，他又必然坚定自己的和谈信心。有人说，李宗仁一生从政的最大长处是个忍字。今天，他再次忍字当头，亲自赶赴上海，再度联系，最后终于决定了代表团的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是以私人资格前往与中共当局交换意见者。此外随同前往的有：黄启汉，四老的秘书龚安庆、傅澍苍、潘伯鹰、张丰胄，随行者金山（即主演《夜半歌声》的名演员），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时与技师雷仲仁等共十九人同行。
李宗仁在上海完成组团任务之后，又在桂系谋士黄绍竑的府邸与黄启汉进行了一次长谈。首先，他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再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当面交给黄启汉，务求转达。同时，要黄口头上向叶剑英或其他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六点意见：
（一）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
（二）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
（三）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
（四）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谈和平方案；
（五）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
（六）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
据史记载：为慎重起见，李宗仁要黄启汉把这六条意见用笔写下来，再三嘱咐务必传达无误。同时，李宗仁还要他的机要科编了一本专用电报密码给黄启汉，并把设在他官邸的电台呼号抄来，要黄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黄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他通讯之用。
有顷，数辆轿车相继驶来，停在机场门前的广场上，代表团成员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在秘书的搀扶下步出轿车，穿过人群闪开的通道走进候机厅。这时，中外记者蜂拥而上，拍照的拍照，提问的提问。历史为后人留下四老回答记者的这样四句话：
颜惠庆说：“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
章士钊说：“此去除呼吁和平外，愿将中共所提出建议，随时告诉南京。”
江庸说：“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
邵力子则笑谓：“此次乃去跑龙套，尚未到以政府代表说话的时机。”
四老和十九名同行人员相继登上中央航空公司XT537号专机向着北方飞去。送行的人们，乃至于京沪各界人民都发出这样的自问：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此行会有什么结果？中共领袖毛泽东将如何看待李宗仁和蒋介石在暗中的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