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听后笑了，遂又微微地摇摇头。
刘仲容从毛泽东那非常自信的表情中感到，毛泽东早已预伏了棋子，由于事关重大，他就没有再说些什么。
刘仲容的感觉是准确的。诚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请他的老乡章士钊先生去做程潜的工作。就在毛泽东入主北平不久，他已经收到南京地下党的密电：章士钊约见了程潜，效果很好。详情留待下文再述。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与刘仲容从深夜谈到第二天凌晨三时才结束。对此，刘仲容深以为荣。
毛泽东送走刘仲容之后，周恩来打来电话，非常生气地告知：国民党首席和谈代表张治中行前去溪口朝圣。对此，毛泽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恩来，这就叫旧情难舍啊！……”
对于张治中溪口“面圣”之举，毛泽东称之为“旧情难舍”是有道理的。
世人皆知：二十多年以来，张治中和蒋介石有着不错的私交。同时，张也与中共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有着源远流长的友谊。远在黄埔时期，张治中因思想“左”倾，并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时相过从，被国民党右翼骂作“黄埔四凶”之一；抗战八年，他和周恩来等同住山城，虽“各为其主”，但不仅未伤和气，而且还携手为抗战贡献了各自的力量；抗战结束之后，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山城举行谈判，张治中亲赴延安接送毛泽东等人，连毛泽东在山城的起居和安全，张也尽了很大的努力；接着，张治中还参加了马歇尔、周恩来共同组成的军调处，一心希望国共双方携手建设一个新中国。在此前后，他为国共和谈写下三上延安的历史。由于美、蒋的终极目的是消灭共产党，所以历史赋予军调处的使命没能完成。但是，张治中和周恩来的友谊却因此又加深了一步。
对此，蒋介石的心里是有数的。昔日，蒋氏认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中国主宰者，派张治中和中共领袖人物谈判，目的是借私人的交情进行招抚。那时，他不担心张会投共；今天，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治中再次顺应历史的潮流举起了和谈的大旗。这不仅会强烈地刺激蒋介石的心，同时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也必然会发出这样的自问，张洽中这位首席和谈代表会不会生出异动之心呢？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蒋经国在日记中提前下了断言：“像这样的人，到北平后，如不投降，那才是奇迹呢！”
但是，张治中毕竟是和蒋介石有着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再者，张治中毕竟又是国民党一方的首席和谈代表，无论是从昔日的私情，还是从今天的公谊来说，公然拒绝张治中来溪口都是失礼的，而且还会授给反对派心胸狭小的口实。再者，蒋介石作为政治家，自然会把一切行为纳入政治范畴来考虑。从客观上讲，张治中主动来溪口“面圣”，是为蒋氏增光的事情，这等于向中外公开宣称：李宗仁派出的首席和谈代表是听命于蒋的。所以，蒋氏决定低调欢迎张治中的到来。用蒋经国的话说：“一切已经成了定型，所以，也不愿同他多谈。”
对此，张治中也是十分敏感的。但是，张氏本着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一如既往，把“和谈腹案”双手呈蒋，并请阅后示谕。蒋介石当即看了一遍，淡淡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没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一看这说话的态度，再一品味这说话的语调，一切全都明白了。他只好公事公办地请示：“四月一日我就飞赴北平了，行前，您对我和代表团有什么指示？”
“没有了，”蒋介石沉吟片时，又似关心的样子，“你这次负担的是一件很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
张治中自然明白“一切要当心”的内涵。或许是时间有限，抑或是话不投机，遂于翌日——三月三十日就告别了溪口飞回南京。行前，蒋介石出于礼貌，或曰是一种姿态，亲自坐车从妙高台送张治中到溪口。在车上，蒋还重复地说：“代我转告有关同仁，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
张治中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原因，还是真的相信蒋介石说这些话是出于真心？他当即高兴地说了这样一段话：“总裁这话对和谈是很有帮助的，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歧，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你斟酌吧！”蒋介石说道。
张治中回到南京之后，马上口授秘书写了一个新闻稿送到各报发表。他的用意是：一方面造成较良好的和谈气氛，另一方面对反对和谈的死硬分子施加压力，为和谈减少一些阻力。
张治中为了继续创造所谓良好的和谈气氛，他“次日更应立法院的邀请，作了一次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在南京政坛被认为自“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会议中所未曾有过的热烈情形”。
正当蒋介石无力阻止重开和谈的时候，李宗仁也在利用和谈打自己的小算盘。首先，他在和谈代表名单中列入刘斐，把代表桂系利益的名额增加到两名。接着，他为了使和谈代表贯彻自己划江而治的思想，单独召见了刘斐。
刘斐，湖南醴陵人，字为章。早年就读南宁演武堂，因受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影响，遂投身革命。在北伐战争中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参谋，荣立战功。后被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留学。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出任“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等职，是比较坚定的抗日派将领。同时，与中共关系较好。抗战胜利后，升任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部次长。后因反对内战，主动请辞军职，回到故乡湖南，代表桂系与程潜等人时相过从，共谋重开国共和谈大计。就在张治中赴溪口“面圣”期间，他经由武汉飞抵南京，与李宗仁面议和谈大事。据刘斐事后回忆：
我说：“……至于蒋介石说他不妨碍你，是靠不住的。他不过是利用你来作缓兵之计。你要和，他的军队能听你的话吗？他的全班人马一个没有动，到处都是他的死党，这个局面你能应付得了吗？”
李说：“只要和谈能够成功，共产党不和我作对，我用全国人民要和的力量去压他们，他们是不能破坏的。”
我说：“主要是仗打不得了，全国人民要和，这是实在的。你想和到什么样子呢？”
李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说：“若还不行怎么办呢？”
李说：“那以后再说嘛！”并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说：“我有决心！”
我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何我不得了。你放心去谈判吧！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
由上述谈话可知：李宗仁绝不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认为自己出面和谈是与毛泽东平分秋色，共同组成联合政府。然而毛泽东同意重开和谈的终极目的，是要南京政府步傅作义的后尘，走北平式的和平解放之路，绝不允许当今的中国出现划江而治的局面。由此可知，李宗仁不仅为自己埋下了和谈失败的种子，而且也预示了李宗仁后半生的悲剧。此乃后话，下文详述。
在此期间，想置身事外的黄绍竑也由香港飞抵南京。在李宗仁的眼里，黄氏是桂系的智多星，用不着像对刘斐那样交代，黄会在谈判桌上随机应变，把桂系的利益，尤其是他李宗仁关于和谈的意图体现出来的。因此，他一见黄绍竑就说了这句话：“一切都商议好了，不用你费心，只是随他们北上就是了。”
李宗仁又估计错了！黄绍竑这位桂系的智多星，早已远离了李、白的思想轨迹，而且对“和”、“战”之事也已经与白崇禧近似反目了。所以，黄绍竑事后写下了这段话：
“我当时想，要我当个糊涂代表，只好随同前往，成功与否，横直当个和谈代表没有什么亏吃的。其实我早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他哪里会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呢！不过想利用和谈讨价还价，骗取主张和平的虚名。至于白崇禧，早就把‘汉曹不两立’的口气向我说过了。总之，和谈代表的主张，和南京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一致的。”
李宗仁对于代表桂系利益的两位和谈代表判断失误，除去他的性格使然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重开国共和谈的目的和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与刘斐的谈话中，我们明显地感到李宗仁背离了在和谈开始后致毛泽东电的立场：“协商问题，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同时，他由停战谈判逐渐转到了蒋介石力主的“备战以求和”的立场上去了。在这期间，他曾公然说过：“能战方能和，和时方能对等。”
北上和谈的六位代表就要启程了，何应钦于头一天晚上在自己的官邸举行送行宴。在何氏看来，就要北上的六位代表“是兵败求和，形势太坏，大家当时的心情都是够沉重的”。再者，“由于筹备工作早已全部就绪，有关和谈的各项问题亦已充分讨论过，所以席间再没有谈及关于和谈的话”。可是，何应钦绝对不会想到，北上和谈的六位代表都在为自己未来的前途盘算着。其中，思想矛盾最大的莫过于“和平老人”邵力子先生了。
邵力子是决计不再返回南京了，但是留居南京的夫人傅学文女士怎么办？傅的意见是肯定的：一定要同邵一起走。可现在南京已有谣言，说邵不是去和谈的，而是去出卖国民党的。如果傅同他一起走，谣言就更大，对和谈更不利；不去吧，和谈一旦破裂，邵留在北平，傅一人留在南京将是很危险的。为此，他们夫妇悄然来到老友孙越崎家里，请求帮忙解决。孙越崎想了想，说：“邵夫人如果一起走，我想诚如邵先生说的，谣言将更大，对和谈更不利。和谈不成，邵先生当然知道得最早，现在正是换季的时候，届时打个电报给我说‘要衣服’。我负责代买飞机票，第二天一定送邵夫人去香港转去北平，保证她无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