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毛泽东的卫士们奋起保卫双清别墅的行动，史家称为“香山事件”。“香山事件”的缘起和经过是这样的：
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时候，一是为了傅作义自身的安全，再是为了尊重傅作义的意见，给他保留了一个警卫团。在改编的时候，该团除了换装和充实了部分政工干部外，其他都未变动。就说该团的团部吧，还是设在翠微路。
时人皆知，历来负责警卫的部队，尤其是担负当地驻军最高长官的警卫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中极具特权的兵种，不仅老百姓见了害怕，就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军官见了也要让三分。俗话说的“皇家门前一条狗，吓煞七品芝麻官”，就是对这种军队最为形象的写照。
也或许是傅作义的警卫团横行霸道惯了，抑或是当时在改编中引发出了矛盾，总之他们在密谋造反，其手段是武装向中共中央请愿。那时，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简称“劳大”。这些在北平驻防久了的国民党军人也变得很“油”，他们认为“劳大”就是“老大”。自然，谁是当今北平的“老大”呢？当然是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开始是秘密串联，后来就决定冲击香山。可以想见，派进警卫团的政工干部很快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在他们行动之前就报告了上级主管机关。
据毛泽东的卫士回忆：“警卫排长阎长林到卫士值班室告诉我们：有紧急情况。此时汪东兴处长（到北平后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也来到值班室，告诉我们几名卫士：傅作义的警卫团约两个营来冲击香山，大家做好警戒准备，具体请阎排长布置。”接着，阎长林冷静地对卫士们说：“虽然来的兵力不多，我们也不能大意。周围的警戒已经布置好了，双清别墅也应加强戒备。”
当时，毛泽东的卫士一听傅作义的警卫团冲击香山双清别墅，真是各个怒火在胸中燃烧，“让他们有来无回”成了每个卫士的共同心声。有意思的是，他们告诉了江青，就是没有报告毛泽东，理由是怕耽误毛泽东的工作。其实，这起冲击香山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全都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由周恩来具体负责实施的。
周恩来当即指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赶快调一支部队去执行任务。”聂荣臻获悉情况之后大为震惊，“立即亲自给警卫北平的独立二零八师打电话，命令他们派一个团到城西八里庄，由军区作训处唐永健指挥执行任务。”这天晚上，“唐永健率一个团悄悄地包围了他们。为了尽量避免交火，唐永健秘密和我们政工干部联系，让他们做说服工作，告诉这个团放下武器，否则，人民解放军要用武力解决问题。”就这样，里应外合，“经过几小时的工作，傅作义的警卫团连营官兵同意放下武器。因为这个团的军官都回家住，唐永健又率人捉住了他们。”对此，当事人讲了如下这句话：“这一系列过程是由周恩来总指挥的，并报经毛主席同意。”
由于傅作义事前不知他的警卫团滋事的缘起和经过，所以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的举动很不理解，并派秘书找到华北军区交涉。经过解释，傅作义同意解散警卫团，由傅亲自挑选三十五名贴身卫士，做自己的保卫工作。为了解除误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傅作义亲赴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交谈中，周恩来说道：“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有时也发生不愉快的事情，比如刚刚发生的‘香山事件’，就来不及与傅先生打招呼！”
毛泽东一听周恩来谈及香山事件，遂又接着说道：“这件事我知道，请傅先生谅解。我们都了解蒋委员长这个人，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就不在我们周围安插特务，不在你傅作义身边派奸细？”
傅作义听后深受感动，忙欠身微笑着说了这句话：“我非常感谢毛先生、周先生对我的关怀，对此我永远铭记心中。”
就这样，鲜为人知的“香山事件”，由毛泽东、周恩来圆满地解决了。
所谓“香山事件”，只不过是毛泽东在处理和谈大事中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在这期间，他依然是在集中精力研究南京政府对待和谈的态度上。
毛泽东在会见刘仲容的当天——四月三日，审阅了由邓小平为总前委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略谓：这一战役的目的是，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由粟裕、张震指挥三野的东线第八、第十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谭震林指挥三野的西线第七、第九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以上两段归粟、张统一指挥。刘伯承指挥二野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在合肥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主持全局。毛泽东拿着这份《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照军事地图反复察看，最后提笔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总前委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但是，毛泽东作为当代最大的“仁者”，他真的不希望出现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战场，因为他清楚这是以敌我双方数以万计的生命为代价的。这就是他急着于当天夜里会见刘仲容的原因。接着，他又为避免发起京沪杭战役，进而造成如此大的牺牲作了部署。
毛泽东于四月三日晚送走刘仲容之后，针对李宗仁在和谈立场上向后倒退的实际，遂连夜赶写了一篇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并于次日通过我方电台向中外公开广播。该文开宗明义指出：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接着，全文在剖析了李宗仁的动摇心态，以及劝导他如何面对现实之后，遂又以强硬的措辞写下了这段话：
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事后推论，毛泽东派黄启汉、刘仲容南返，是想通过黄、刘二人，当面向李宗仁陈清国势，促李宗仁与蒋介石决裂，走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用的以情动人的一手。同时，他通过电台向李宗仁表明中共坚决的立场，进而指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这是毛泽东用的兵临城下、实力相胁的一手。这一软、一硬的两手，就是要李宗仁断绝“划江而治”、力保东南半壁的幻想，使李尽快痛下决心，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解决中国问题。
毛泽东深知李宗仁的半个家是由白崇禧来当的。同时，毛泽东又知道白崇禧是职业军人，是重实力和信誉的。为此，他在写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之后，又向陈兵长江北岸的我三路大军发出了指示：
我们已和白崇禧代表刘仲容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旬、黄陵矶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进占，以利和平接收。李宗仁代表黄启汉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武汉撤退。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总之，我方对反蒋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河南省主席）亦是如此。
也就是毛泽东发出上述指示的当天——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军委收到了白崇禧发来的密电，问及关于“和”、“战”的有关情况。毛泽东为了争取白崇禧尽快与蒋氏军事集团决裂，遂于翌日——四月五日，以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的名义回复了致白崇禧的密电：
（一）支（即四日）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若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凤……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毛泽东又于当日给我军各前线司令部发去电文，要求他们严格按照命令行事。
毛泽东在两天之中处理了所谓香山事件，写下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又发出了远比上述电文还要多几倍的不同性质的电文，真是非常人所能为耳！如果再用心研究一下他为什么要在敌人行将崩溃，却令大军暂停渡江、举行谈判的苦心，读者只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他热爱、同情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希望竭尽自己的全力，避免人民的鲜血染红了滚滚东去的长江之水！
四月七日深夜——或许已经是四月八日的凌晨，李克农向毛泽东报告：李宗仁通过张治中给他发来了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十分警惕地问道：“你们给文白先生送去了吗？”
“没有！因为南京方面的电台是由我们的同志负责的。”
“好！我先睹为快。”毛泽东说罢又补充道，“同时也给文白先生抄送一份，限明天一早送到。”
历史就是这样有趣：李宗仁通过张治中转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却先于收转人张治中读到了这封信。但是，当毛泽东获悉这一消息的刹那之间却又发出了这样的自问：“李宗仁为什么又要给我写信呢？……”
李宗仁在南京的日子很是难过，可以用“度日似年”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态。四月一日，他亲自送走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团之后，他时时都在盼等一个消息：尽快获悉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态度。两天过去了，北平方面没有确信。令他震愕的是第三天——四月四日，中共新华社突然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文章。从文风、语气可以猜出：十之八九是出于毛泽东之手。再仔细研究全文的内容，真是令他有点不寒而栗！这时，他本能地感到：他为和谈代表定的调子是唱不下去的。正当他黯然自问怎么办的时候，黄启汉意外地由北平南返，并造访了他的官邸，向他陈述了有关北平和谈的情况，同时还进行了交谈。对此，黄启汉作了记述：
下午六时，我回到南京，住在傅厚岗六十九号李宗仁“官邸”，立即向李宗仁汇报南京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的情况。我详细地把周总理的话告诉他……李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流露一丝微笑，对我问这问那。最后，他对我解释，张治中在代表团出发前还去溪口见蒋介石，那是张本人要去，他并不同意，但碍于张的情面，又不好阻止其不去。至于对八项原则为谈判基础的问题，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接受，但确实有许多人反对“惩治战犯”这一条，主要还是蒋介石本人。所以他主张要蒋介石到国外去走走，不要留在溪口碍事。但蒋坚决不肯出国，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李答应对战犯问题当进一步表明态度，绝不使之影响和谈的进行。
黄启汉深知李宗仁是注重名位的，遂又把李济深、邵力子等人对他的劝言如实转告：
李济深要我告诉李宗仁，务必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只要他见诸行动，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主席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他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至于白健生（即白崇禧），无非想带兵，联合政府成立了，还怕没有兵带吗？到时，我们也支持他。邵力子对我说，他一向对和谈的看法，认定蒋介石为首的死硬派是没有希望的，只有希望桂系在武汉、南京、广西，局部接受和平解放，这对整个局面就可起推动作用。邵要我把他的这点意思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黄启汉吃过晚饭之后，李宗仁要他去见行政院长何应钦，将一般的情况对何讲讲。黄照办了。在与何应钦谈话的过程中，使黄感到意外的是，南京各专科学校一万余人于四月一日举行有组织、有秩序的游行，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切实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原则搞真和平，不搞假和平。结果，遭到国民党军官总队和其他特务分子拦截毒打，造成死伤多人，遂演成惨案。在黄启汉看来，这显然是南京当局有意借镇压学生运动，向世人说明他们和谈是假，备战是真。
翌日，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造访李宗仁，李、傅二人秘密会谈结束之后，李宗仁突然传见黄启汉，并说了这段话：“傅先生想今天请你到大使馆吃晚饭，因为司徒雷登大使想和你见见面。”
黄启汉非常清楚李宗仁与司徒雷登的关系，不去吧，不仅对李宗仁不恭，而且还会因此产生误会影响和谈的进行；去吧，真是打心底不情愿。就在他犹豫不决很难启齿的时候，傅泾波忙又解释道：“司徒雷登大使很想见你，但他不便到代总统这里来，以免引起外间误会，所以就由我约你吃饭，借此会面。”
至此，黄启汉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沉吟片时，说了：“吃饭，可不必了，因为我已另有约会。饭后，晚上八时左右，我到大使馆来一趟就是了。”
是晚八时，黄启汉坐李宗仁的轿车来到美国大使馆，见到了说一口流利国语的司徒雷登大使。这位生于中国的洋大使先讲了一些客套话，接着又问道：“黄先生，中共进驻北平后的情况怎么样？”
黄启汉如实地介绍：“和平解放后的北平，政治气氛、社会秩序都很好，学校照常上课，商店照常营业，物价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从来没有这样的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