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你对北平的和谈有什么看法吗？”司徒雷登问道。
黄启汉接着介绍：“南京和谈代表刚到北平，尚未开始正式谈判，谈成与否，现在要想作准确的判断还为时过早。此时我只能说和谈是有希望的，但也有困难，因这是个大问题，相当复杂。”接着，黄启汉突然反问道，“大使先生，你是如何看待这次和谈的呢？”
司徒雷登不愧为老牌的外交官，他巧妙地答说：“我不知道内情，更难推测。但有一点可以说的是，美国在这次国共和谈问题上不插手参与，但希望能看到经过双方努力，谈出一个结果来。”
黄启汉感到：司徒雷登约见他的目的，是想摸到北平和谈的真实情况，借此好确定下一步美国对华，准确地说对中共的外交策略。由于黄启汉有备而来，且也不能满足司徒雷登的要求，双方都很明智地结束了这次会面。
四月五日，黄启汉又遵照李宗仁的指示，飞赴武汉向白崇禧汇报去了。
事有凑巧，黄启汉正要准备动身赴武汉，刘仲容于四月四日夜从北平给程思远打来长途电话，请于次日派飞机到北平接人。诚如当事人所记述的那样：“李宗仁满怀希望，以为代表团要派人南归报告情况了。可是五日下午四时，程思远到明故宫机场去接人，接到的却是‘民革’的中委李民欣、朱蕴山和一个不明身份的刘子衡，他们由刘仲容陪同南来，一下专机，就避见新闻记者，所以上海、南京的报纸称他们为‘神秘客’。他们并没有给李宗仁带来什么好消息，而是代表李济深以第三者资格劝告李宗仁、白祟禧完全接受八项原则。”李宗仁听后怅然地叹了口气，似乎是在怆然自语，“咽！他们是来劝降的……”他为了进一步了解毛泽东、周恩来对和谈的真实意见，遂于当晚在傅厚岗官邸传见了刘仲容。
刘仲容见到李宗仁之后，如实地谈了在北平接洽和谈的有关情况，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期望。最后，刘仲容把载有《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人民日报》取出，双手呈交李宗仁，并郑重地说道：“德公，这篇文章很重要，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
李宗仁接过这份《人民日报》，有些沉重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遂又把这份报纸放在茶几上。
李宗仁听了刘仲容的汇报，更加清楚毛泽东赞同和谈的目的是“招降”。对此，李宗仁心里明白，不仅蒋介石及其嫡系会坚决反对，就连白崇禧也不会允同。因此，李宗仁未作任何表示，就打电话请何应钦来官邸，并让刘仲容很是为难地向这位行政院长汇报。
“据你看，共产党有诚意吗？你见到毛先生没有？”何应钦不露声色地问道。
“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的仗，该歇歇手了，和总比打好。毛先生说，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国家和人民少受损失，这才愿意通过谈判，政治解决。毛先生还谈到，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阻挡不住。毛先生欢迎德公和你到北平去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刘仲容很是平和地讲了上面这段话。
何应钦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他清楚自己这位行政院长是夹在蒋介石、李宗仁中间的阁魁，与事超然处之，免得自找麻烦。因此，当他发现刘仲容问一句答一句，并有意与他周旋之后，遂草草地结束了这次谈话。
刘仲容离去之后，李宗仁再次感到一种莫名的孤寂向他袭来！或许他自接任代“总统”起，至今才悟到“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句话的真谛，遂发出了喟叹不已的叹气声。是啊！两个半月以来，他在台前，蒋介石在幕后，历经几个回合的较量，他原有的所谓励精图治、大张民主政治等宏图大志，逐渐地远他而去，一步步走到今天，真的也变得现实起来！时下，他只有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但是，因环境特殊，加之蒋介石又处处在背后牵制，使其对这匹“死马”也未能尽应有的努力。怎么办？唯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四月七日下午七时，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设宴招待南来的朱蕴山、李民欣等人，算是分内的礼节性的“尽人事”。饭后谈到战犯问题，是美酒的力量在起作用，还是李宗仁想当着南来的“说客”一泻胸中的积郁，他竟然慷慨答说：“以一身受之而不辞，而要求豁免蒋介石发动‘戡乱’战争的责任，以免和谈受到溪口方面的破坏。”与会的不少人员为李宗仁的态度所感动，其中南来的刘子衡先生建议；可由李去电毛泽东主席提出此项建议。对此，李宗仁慨然应允，立即交由秘书黄雪郁起草了致毛泽东主席的电稿，当晚他稍作润色，于夜十一时发出这则具有史学价值的电文：
北京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谈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屈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乘己饥己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
弟李宗仁卯阳印
毛泽东收到李宗仁的这封电报，虽然先于张治中转呈，也应是八日凌晨了！他看完这封电报的直感是：他所采用的“两手政策”发挥了作用，因为李宗仁公然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这说明李宗仁不仅不反对“惩治战犯”之原则，而且还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这是何等大的决心啊！说到未来的建国方略，他表示“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这样看来，李宗仁等于放弃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牌子，支持建立一个新中国。为此，他立即请来了周恩来，在周看了李宗仁致毛泽东的电文之后，他们二人连夜商议了对策；那就是起动第二步大棋，由毛泽东出面约见南京的和谈代表，把他们全都变成邵力子先生。这时，天已经大亮了，周恩来看着毫无困意的毛泽东说道：“主席，你应该休息了，下午再约见张治中先生谈话吧！”
“睡不成了！”毛泽东看了看手表，笑着说，“再过一个小时，张治中先生一定会亲自来送李宗仁致我的电文的。我看，你我就接着与他谈吧！”
果真，张治中很快打来电话，接着又驱车赶到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转呈了李宗仁的电文。毛泽东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满面笑容地说：谢谢你，那年去重庆谈判，承蒙你的热情接待。而今你来到北平，我自然应尽主人之谊了！
接着，毛泽东又问到张治中的身体和家人的情况，使得张治中完全置于友谊的温暖之中。可是，他们都是政治家，是不可能长时间享用这友谊的温暖的，话题很快就转入了正题。首先，张治中根据和谈腹案以及在溪口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谈了一些意见，当事人归纳了如下几点：
（1）关于战犯问题，张一再说蒋介石已经下台，一切交由李宗仁主持，并明确表示终老还乡，终身不复担任国家职务，为便利和谈进行，希望战犯问题不要写入条文。毛主席表示可予考虑宽大处理。（2）关于建设联合政府问题，张提到重庆政协的政治民主化原则及当时达成协议的具体方案，如按此办理，国民政府当将权力移交给新政府。毛主席表示：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三四个月都说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不要大家都跑了，南京就散了。（3）关于今后建设问题，张表示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能遵循孙中山先生遗教进行建设，我们愧对国家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样做，责任是重大的。毛主席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是大家合作做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
接着，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讨论了内政、外交等立国的大事。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是，毛泽东没有厉言相驳，而是友善地“给张作解释”。据当事人的回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批驳的七种错误论调中，有四种是张治中提过的。”实在说来，毛泽东与张治中的谈话是平等的，是友善的。对此，张治中一直铭记在心。
或许是应了“畅谈不厌，几尽忘食”这句老话，毛泽东与张治中的谈话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作陪的周恩来笑着提议：“主席，应该招待文白先生吃午饭了！”
毛泽东听后方知连早餐还没有用过，笑着说：好！多做一些，因为我和恩来是早餐、午饭合在一起了。
“怎么，你们二人连早饭还没有吃？……”张治中脱口问道。
“岂止是没吃早饭啊，”周恩来笑了笑，“主席从昨天直到现在连觉还没有睡呢！”
“恩来，你不也是陪着我一夜没合眼嘛！”毛泽东说。
张治中听说毛泽东、周恩来为了与他谈话，连觉都未睡，真是感动极了！他说什么也不在此吃午饭。
张治中驱车离开香山之后，周恩来为了能让毛泽东早些休息遂也告辞回家了。但是，毛泽东依然没有困意，再次看了李宗仁的来电之后，遂又提笔草拟给李宗仁的复电了……
毛泽东读了李宗仁的电文之后，虽然心中曾燃起过希望之光，但是当他提笔给李宗仁复电的时候，他又完全回到了作为政治家的心态，其措辞是相当冷静的。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接着，毛泽东于四月九日约见邵力子、章士钊谈话。由于邵、章对和谈所持态度与中共相近，故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另外，毛泽东与章士钊的谈话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关于杜月笙的青帮问题，以及程潜对和平解放湖南所持的立场。
据史记载，章士钊于三月二日由南京返回上海当天下午三时半，亲赴杜公馆访晤杜月笙，除转述了中共毛泽东对南北通航的意见外，他还向杜转告了毛泽东对解决青帮的办法：上海解放之后，请杜命令弟子主动向政府登记，只要悔过自新，既往不咎；如果敢于抵抗或在暗处搞破坏，坚决打击之。对此，大病在身且又受了蒋经国打老虎之苦的杜月笙愿意按中共的意见办。
说到章士钊邀谈程潜的情况，当事人——程潜的弟弟程星龄作了回忆：
一九四九年三月，李宗仁电邀程潜赴南京共商国是，其目的是为了湘、桂结盟，采取一致的行动，实现与中共划江而治的局面。期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中作伐，促程潜与代总统李宗仁合作。恰在这时，章士钊由上海来到了南京。时人均知章、程同是湘籍名流，他们二人又是多年的密友兼诗友，相互甚为敬重。平时，他们之间再密切的过从也不会引起他人注意；然而时下是非常时期，上层人士又均知章士钊北上访晤了中共领袖毛泽东，所以他们这次见面为防意外事件发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之前，章士钊先约见了程星龄，摸清了程潜的思想状况。接着，他才与程潜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密谈。首先，章氏从国家与政府的理论，联系从清朝到民国的实际来说服程潜，然后再极力向程潜推崇毛泽东。由于章氏是一代大儒，遂说了如下这段颇具理论水平的话：
“近代法学者之通论，国家与政府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之总称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哪个政党能把国家搞好，对民族有利，就应让谁来搞。现时代进步得很快，清王朝敌不过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敌不过国民党，现在国民党更敌不过共产党，你们国民党已搞了二十多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几乎亡了国，是放手的时候了。为国家民族计，应当让共产党来搞，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
接着，章士钊以亲身经历，回顾了辛亥革命期间他赞助黄兴，以及支持孙中山，和他反对蒋介石等行为，借以向程潜说明什么是背叛，什么不是背叛，大节应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等道理。然后，他操着崇敬的口气说道：“现在只有中共和毛泽东才能把国家民族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