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做完黄绍竑的工作，再驱车赶到香山双清别墅已经是东方破晓的时候了，当他步出汽车，抬头一看窗上依然映照着灯光的时候，知道毛泽东也是一夜没有合眼。接着，他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如实汇报了第二次会议的情况，问道：“主席，你看成算有多少？”
毛泽东站起身来，隔窗向院中一看，方知天已经亮了，他随手关上室内的电灯，沉吟良顷，说道：“看来，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上！恩来，这些天来，真是辛苦你了，快回去休息吧！”
“不行，等一会我还要赶到西苑机场，为南返的黄绍竑先生送行。主席，你也应该休息了！”
“不行啊！”毛泽东走到桌前，拿起毛笔，微微地摇摇头，说道，“我必须赶在八点以前，给总前委发去要他们做好用战斗方法渡江的电令。”
周恩来离去之后，毛泽东起草了《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的电令：
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一）总前委删辰电悉。（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长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日）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毛泽东起草完这则电令，看了看手表，然后在电报的末端——军委的下边，写上十六日八时。
这时，朱总司令走了进来，被蒋介石骂了二十多年的朱、毛二人谈了有关情况之后，朱总司令感慨地说道：“蒋介石一直叫喊杀朱（猪）宰毛（猫），没有想到他这个在南京闹了二十多年的老鼠，就要被你这只御猫给轰下台来。”
“就要轰下台，还不等于轰下台。”毛泽东喟叹不已地说道，“在北平唱的文场戏结束了，下边恐怕就要你我在此指挥唱它一出史无前例的武场戏了！”
如果说最关心北平和谈的是李宗仁，那么真正左右北平和谈的则是溪口“退休老人”蒋介石。
蒋介石坐镇溪口，早已把政治焦距集中到北平国共和谈方面。多年之后，我们从蒋氏父子公开出版发行的日记、文电中可知，北平和谈进展情况，南京李宗仁的一举一动，全都在蒋氏的掌握之中。
蒋介石“为使个人精力、智慧能以高度发挥起见，拟组织一个‘设计机构’，以备对国家重要问题和政策之咨询，同时并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拟定领导与宣传计划”。为使北平国共和谈纳入蒋记的轨道，连连指示：“（一）和谈必须先订停战协定；（二）共军何日渡江，则和谈何日停止；其破坏责任应由共方负之。”当他仔细研读了李宗仁致毛泽东的电文之后，遂与侍奉身侧的患难老友张群进行磋商，认为“共党得寸进尺，节节逼人，无非要求政府做‘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而已”。在这期间，他曾动议“准备对李宗仁坦直示意利害”。但是，为了借和谈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又不得不对李宗仁采取如下立场：“彼能站稳本党立场，认清国家民族利益，共同对共，则无论和、战，必全力予以支持。”
四月十二日下午，朱蕴山和刘仲容乘飞机飞返北平之后，蒋介石很快就获知了这一消息。当他得悉同机的还有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女士，立即就意识到：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邵力子再也不会回到南京了。由此，他这位坐镇溪口的“退休老人”又想到了章士钊、黄绍竑、刘斐……尤其当他想到追随自己有年的张治中的言行，遂下意识地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时，也只有在这时蒋介石才完全断定：南京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不仅不会替他蒋某人说话，而且也绝不会利用和谈为他败中取胜争得最为宝贵的时间。
四月十三日深夜，或许已经是四月十四日凌晨了，蒋介石收到了电传的中共周恩来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文本，他连夜精心研读了这八条、二十四款“和平协定”，感到问题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他与老友张群密商其对策，一致认为应该立刻与李宗仁面商。为此，张群奉命于十四日飞赴南京，要李宗仁、白崇禧于十七日飞赴杭州会晤，共商国是。
诚如前文所述：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和”、“战”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因此，他们在对待中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态度上也产生了对立。白崇禧认为该草案断不能接受，李宗仁则认为仍有商量的余地。当张群问及白崇禧飞赴杭州与蒋介石面商国是的时候，白有感于国共和谈必然失败，借口回武汉布防，断然答说：“我不去，但德公应当去！”李宗仁收到张群的电话之后，他认为这是蒋介石要他“朝圣”之举，遂以正候北平和谈消息为由，拒绝前去“面君”和“聆训”。对此，蒋介石只有自语一声“娘希匹”了事。
四月十四日溪口之夜万籁俱寂，只有远近的林涛和偶尔送来的几声犬吠。蒋介石独自驻步窗前，黯然无声地凝视夜幕中所熟悉的景物。他是在想国共和谈的大事吗？是的。但是他此时此刻却尽力用理智控制自己不去想；他是在总结自己戎马大半生的政治得失吗？这是任何一位败走麦城的政治家、军事家所不能不回首的大事，可是今天晚上，他的确没有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这方面来……他究竟在潜心思索什么呢？明天——四月十五日就是自己的长子蒋经国四十岁生日了，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人到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已经人情练达，可以洞察世事，从此可以做一番事业了！但时下的蒋介石应该如何给儿子做四十大寿呢？又应该对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儿子说些什么呢？……他的确为这件事犯了大愁！
蒋经国作为长子，是蒋家王朝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由于蒋介石和经国的生母离异，蒋经国的心灵中刻下了很深的情感伤痕；事母到孝，随父如宾。加之蒋经国在苏期间，曾公然撰文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感鸿沟愈发地加深了！随后，他留居苏联十年，在尝尽异国他乡的人生五味的过程中，对斯大林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相当熟悉了。也就是说，在他的文化结构中，是有着苏联社会主义的文化品位的。“西安事变”之后，蒋经国回到了祖国，他在赣南搞的那一套实验，也无不打上某些苏联社会主义的烙印。但他这种实验很快就失败了！从此，他认识到：在时下的中国唯有遵奉蒋介石的治国之道才有出路。他回到蒋介石的身边，潜心研究中国传统的帝王之术，观察父亲蒋介石处理内政、外交的策略，在其后的十年中，他的文化结构中又融进了传统和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品位。因此，他对父亲蒋介石的言行不仅能够理解，而且在执行中还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父子之间的情感鸿沟渐渐地弥合了，到他就要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他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未来希望的所在了。
时人皆知：蒋介石是靠民主、共和这两面旗帜起家的。但是，世代相袭的帝王思想却深深根植于他的心底。他视蒋经国不仅是自己的儿子，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蒋经国还视作蒋家王朝的当然接班人。这些年来，他的所作所为在陈布雷的笔下早已化作为党、为国、为民的伟大形象，可他在潜意识中却是为蒋经国要留下一份可代“继位”的遗产。老天无情，时下他精心创下的这份遗产就要送给共产党了，就连他自己未来的政治下场也不堪设想。在此危机四伏的特殊时期，他这位父亲真的不知该如何为太子蒋经国操办四十寿日！他想了许久，最后端坐桌前，展纸挥毫，一气呵成“寓理帅气”四字匾额。
蒋介石手握狼毫缓缓站起身来，用心地端详了这四个字的结构和神韵，似比较满意地微微地点了点头。他是言未尽意呢？还是深恐传统文化底蕴较浅的太子蒋经国不谙此意？遂又附白，文白：
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五年来，未尝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又常玩索存心养性之“性”字，自得四句曰：“无声无臭，唯虚唯微，至善至中，寓理帅气。”为之自箴；而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未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赘此“寓理帅气”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
蒋介石握笔看了一遍附白，沉吟良久，遂又挥毫题写“主敬立极，法天自然”八字。他掷笔默思，认为自己找到了送给蒋经国四十寿日最好的礼物，遂释然脱衣入睡了。
翌日——四月十五日清晨，蒋经国于天色微茫中起床，因为今天是自己的四十华诞，首先“至祖堂拜祖。六时上慈庵，八时侍父作祷告，并向父礼拜报恩”。蒋介石看着“可教”的经儿如此而为，真是感慨系之，喟叹不已。但他为了做父亲的——或曰当一国之主的尊严，他把这种为父、为人的情感深深埋藏心中，指着写字台上那幅“寓理帅气”的匾额，低沉地说道：“经儿，在你步入四十不惑之际，这是为父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蒋经国听后的第一感觉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转身走到桌前，肃立瞩目，毕恭毕敬地看完“寓理帅气”的匾额和附白，激动得险些溢出热泪，他感情极其复杂地说：“父亲！这比什么生日礼物都好，我今后一定要按照‘寓理帅气’的教导行事。”
是日夜，蒋经国把父亲送的“寓理帅气”的匾额带回自己的卧室，向俄国妻子蒋方良讲解“寓理帅气”的意义。旋即，又取出日记本，十分沉重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凡此所言，希望我于愈深，亦鞭策于我愈力，此后修养治事，定以此为准绳。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已至不惑之年，一事无成，且常感情用事，不能“持志养气”，细想起来，真是惭愧万分！
事有凑巧，也就是蒋介石为长子蒋经国过四十不惑的生日的这一天——四月十五日晚九时，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了第二次正式会议，并通过《国内和平协定》。自然，蒋氏父子于四月十六日清晨不仅获悉黄绍竑于上午飞返南京，而且也知道了如下结论：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四月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最后签字期。蒋介石再次驻步窗前凝思，似在自语：“我看你李德邻如何走下一步棋？……”
李宗仁自打接到中共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起始，他就被搞得举棋不定了；至于说到他如何应付中共的最后通牒文本《国内和平协定》，那就更是六神无主了！就说四月十六日下午吧，如果不是碍于自己是代“总统”，他也一定会赶到机场去迎接南来的黄绍竑与屈武。就在何应钦、白崇禧等赶去机场迎接黄绍竑与屈武的时期，他独自一人在客厅中踽踽踱步，猜想着中共向他提交的最后通牒式协定的内容，以及南京、溪口、广州三方阅后的态度，一句话：真是心乱如麻。啊！他好不容易挨到何应钦、白崇禧、程思远、黄启汉等人把黄绍竑、屈武领进客厅，他“和一帮桂系头目，带着焦急的心情望着黄绍竑，等待他拿出《国内和平协定》来，先睹为快”。也许白崇禧是一介武夫，抑或是他近水楼台，他第一个抢走了黄绍竑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文本，独自认真地研读起来。黄绍竑无奈，他看了看李宗仁等那一双双企盼的目光，只好先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一番说明：“在北平谈判中，南京去的代表已尽了最大努力，经过激烈的争论，三番五次的修改，才力争到如今比较好的条件。”他举例说，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中的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问题，是最棘手的问题，经过多次讨论，决定一切战犯如能认清是非，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都准予取消战犯罪名，得到宽大处理。他又举关于改编军队问题为例，商定由双方派出人员组成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两个阶段进行整理改编军队，而且没有时间限制；关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中国共产党负责保证南京政府派代表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保证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包括南京政府方面的若干人士，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各院、部、会，仍暂行职权。黄说，能取得这样的协议，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这时，白崇禧业已把《国内和平协定》文本粗粗地翻了一遍，和他的“划江而治”的框架构想相去甚远。尤其他听说四月二十日为限，否则解放军就渡江南下，这无疑又刺激了他作为军人的所谓自尊心。另外，“当时的白崇禧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兵力，高估了国民党残余部队的力量；并且幻想江南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可能同广西部队合作，以保卫长江。”所以，他不仅接受不了《国内和平协定》所开列的条款和内容，而且对黄绍竑如此的说明情况尤其反感。他怒气冲冲地把《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往茶几上一摔，说：“亏得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遂起身向外走去了。
由于白崇禧愤然提前退场，影响了与会者的情绪，客厅中气氛陡然紧张，随之出现了冷场。接着，李宗仁等相继研读《国内和平协定》的文本。当时，由于李宗仁阅罢文本也难以接受有关的条款，使他不能不由白崇禧拂袖离去联想到蒋介石的态度，因此他当时的直觉是：不能批准南京代表团在该协定上签字。等到在座的人把这份《国内和平协定》传阅完毕，他情绪低沉地说道：“这是事关党国命运的大事，请诸位发表意见。”
何应钦清楚李宗仁如此而为的目的是：不承担任何责任，把牌摊给了他。何氏是国民党中有名的“武甘草”，自然懂得该如何处置这一事件，他说道：“既然这事关系到党国命运，我个人的意见是：先将和平条款经行政院开会研究，然后送请在溪口的总裁蒋先生过目，才能最后作出答复的决定。”
对此，李宗仁不表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