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出上述电令之后，收到了粟裕、张震发来的急电：“敌人正沿江加强工事，如二十日同时攻占桥头堡，包括扬中县，则二十军必须提前四天攻占永安州，才便于船只入江。”接着，毛泽东又于十八时复电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军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请总前委通知谭震林。”
四月十五日下午，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改定的《国内和平协定》稿本，操着他那特有的口气说道：“以此定稿，只好委屈南京方面接受了！一句话，想借口有意见，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那是不行的！”
是日晚，周恩来把《国内和平协定》稿本双手交给张治中，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郑重地说道：“文白先生，这是《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的文件，请你先发给你的代表讨论，晚上九时，我们举行第二次会议。”
张治中双手接过《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再一思忖周恩来的话意，愕然沉吟片时，严肃地问道：“恩来，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是的，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也好，干脆！”
可以想见，张治中说这句话时的心态是异常复杂的，因为他毕竟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且存有通过谈判为南京国民政府——或说为国民党、为蒋介石争得更多“体面”的念头，因此他虽然说了“干脆”二字，但依然又当着周恩来的面下意识地打开了《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匆匆翻阅有关的内容。当他看到渡江的时间预定在四月二十日的时候，又本能地问道：“你过去说在和平协定签字后三两天就渡江的话，我是没有同意的，现在和平协定还没签字，你怎么说就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呢？”
周恩来自然理解老朋友张治中这种特殊的心态，但是他们二人又都是政治家，且又各为一方的首席代表，非常明白在这种场合私人交情是不足惜的。因此，周恩来严肃地解释道：“你们代表团派人把这个最后文件带到南京去请示，如果来电报说可以签字，当然渡江的日期和办法是可以商量的。”
“如果我们带回南京请示不能签字后，中共就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接着，张治中心情沉重地召集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审阅周恩来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全体代表阅后沉默不语。张治中清楚自己的地位，也知道其他代表视自己为蒋介石的代表，因此他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他看了看诸位代表的表情，首先说明这是中共最后的立场，旋即又郑重地说：“我认真地研究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最后的文本，它已经接受了我们提出的半数以上的意见，特别是关于战争罪犯一项，删去了首要次要的字样；把南京政府和所属部队置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一句也换了，我看基本上可以接受。”
邵力子一听张治中的表态为之一振，遂严肃地说道：“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
章士钊是社会贤达，没有党派色彩，自然他有着自己的政治主张，因而他没有其他代表的精神负担。另外，他与中共领袖人物，尤其是与毛泽东有着深远的私谊，就更不担心自己的后路。所以，他爽快地说了这番话：“事到如今，唯有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乃至于对国民党保全者甚多。极而言之，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
其他的代表、顾问也都是政治上的聪明人，面对中共的最后“通牒”，也唯有附和上述发言讲了自己的意见。最后，张治中再次看了看与会者的表情，怆然地说道：“如果诸位没有不同意见，我们就本着战败求和的心情，去出席这最后的议和吧！”
第二次会议依然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会议一开始，还是由周恩来先把定稿的修改之点，也就是接受南京方面代表团所提修改之点，作了说明。犹如张治中所述，改动最大的是战犯问题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接着，周恩来又说明曾经讨论而不能接受的也有两处，那就是关于军队改编程序和人民解放军开往江南接受一部分地方政权之事。他说：
“以上两点我们决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队项条款的基本精神。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急躁反而生错误，招致乱子，所以我们对军队改编要分期而且分区，初步设想只能在江、浙、皖、湘、鄂、赣、陕、陇东这些地区先接收，其他地区则后一步。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后成立，或还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
周恩来再次声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当然是中共代表团最后的定案，现在提交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我们期待南京代表团同意这个协定，接受这个协定，签字在协定上，使全国人民所热望的所关切的伟大和平事业，能在我们双方代表团合作如同一家人的精神上搞好。……不然我们解放军就会向前推进，因为他们正在等待着向江南推进的命令。……我们今天正式地告诉文白先生，请南京代表团回南京的先生转告李德邻先生和何敬之先生，我们只能约束到本月二十日为止。到那时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那我们就只有渡江，不能再拖延到二十日以后了。”
接着，张治中只是简短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感想，并声明明天即派人到南京请示，再行答复。但是，出乎张治中所料的是，他如下这段带有很重的感情色彩的话却引来周恩来的反对：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谁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是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的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周恩来听后当即严肃地作了如下的驳正：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几句话，我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如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锟）、吴（佩孚）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革命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
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谈到文件为什么采取最后方案的做法。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它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它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
第二次会议于十时二十分结束之后，张治中又立即召集南京代表团全体成员会议，一直开到午夜——已是四月十六日一点多钟了！最后，“大家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在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了文件回南京去，劝告李、白接受。”
会议一俟结束，章士钊就把刘斐拉到一边，疑虑地问道：“刘斐乡弟，你是桂系的大将，据你看，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李德邻签字吗？”
“他可能不签。”刘斐答说。
“为什么？”章士钊听后—怔，“他原来不是说在不利的条件下也要签字的吗？”
“他的一生充满着个人名位思想，绝没有为国、为民负责的诚意和魄力。”
“这么好的条件，还不签字，那是太没有良心了！”章士钊有些失望地摇摇头，遂大步走回自己的住处。
时间虽然已经是十六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但是周恩来为了希冀《国内和平协定》能够多一分签字的可能性，他一直等待南京代表团散会，并请就要返回南京的黄绍竑代表留步，说道：“黄先生，此次南行的任务很重啊！”
周恩来的行为的确是感动了黄绍竑，然而当他想到自己此次南行的任务时，又很动感情地说：“周先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只能凭着我的良心，回到南京尽人事而已。”
“你是很了解李德邻先生的，他看了这份《国内和平协定》文本后，会有什么结果呢？”
黄绍竑望着真诚希望和谈取得成功的周恩来，当即说了如下这番话：“照我看，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说更少一些。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