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合乎民意，全国人民，包括像我这样的老国民党员都拥护支持，我看，这就是你们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说句老实话，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样快，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渡江成功，不到三天就占领了南京，我真的不知道润之你用的是什么妙计？”
“我也说句老实话，”毛泽东笑了笑说，“过去舞文弄墨的时候，我也曾认为打胜仗就得像诸葛亮那样，用借东风、空城计；后来，我投笔从戎了，方知打仗没有什么妙计。”
“那你靠什么打这样多的胜仗呢？”
“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四个字，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一条，那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让我说，这就是我毛泽东用的最大的妙计。”
“人民？……”柳亚子若有所思地自语。
“对！这是胜利之本。”毛泽东平心静气地说，“先生想想看，一百万军队要渡江，我们既无兵舰，又无轮船，怎么办呢？靠人民，用土办法，我们就有了几万只木船、木排筏子，在我们的大炮掩护下，很快就把三十万大军运到了长江南岸。有意思的是，像这样大的行动，蒋介石竟然不知道，你看有何等的奇妙啊！”
“我明白了，你们掌握了民意，就等于得到了民心啊！”
“这才是真正的妙计啊！”毛泽东望着微然颔首的柳亚子又风趣地说道，“我还可以告诉先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条真正的妙计，也是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学来的。”
两位诗友谈古论今，兴致不减。当柳亚子说起当年身受政治迫害的往事时，毛泽东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
诚如当事人所记：“两只游船，一前一后，很快划到昆明湖南侧的龙王庙上岸。但是，龙王庙也不清静，这里也挤满了游园的群众。他们不知怎么也知道毛主席来了，站在岸边，台阶上，坡坎上，期待着，而更多的游园群众，仍然在向这里拥来。”怎么办？“游人太多了，我们的工作，又缺乏充分的准备，唯恐拥挤出了问题。毛主席也同意，只好放弃了看龙王庙的打算，便从附近的南小门出了颐和园，乘汽车返回香山驻地。”
毛泽东在如此繁忙的时日里，抽出大半天的时间看望受了周恩来批评的老友柳亚子，应当说是破例行事了！但是，诚如他自己在与柳亚子握别时说：“今天没有看好。”遂于五月五日的上午，“派秘书田家英去颐和园接柳亚子先生到香山寓所叙谈。其间，谈论了南北朝诗人谢灵运《登池上楼》、隋朝诗人薛道衡《昔昔盐》、宋朝诗人苏轼《题惠崇春江晓景》等诗篇，并论及其中‘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等名句。中午，毛泽东宴请柳亚子，作陪的有朱德、江青及女儿李讷、秘书田家英。毛泽东将上述诸诗句题写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并作一题记：‘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与柳亚子这段交往，不知被多少诗家论及。但是，当我们把他们这段不寻常的交往放到当时那特殊的历史中，以及在其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件中去剖析，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是那样的珍重昔情旧谊，而且也由此透视出了毛泽东是何等谨慎地处理与民主人士的关系！
毛泽东在做老友柳亚子先生工作的同时，依然把主要精力用于解放全国的军事部署以及接收南京，准备接收上海的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大事上。就在他约见柳亚子的前夕——四月三十日，收到总前委转来的电文，“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遂于五月三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电告总前委及有关人员：
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外事无小事。对此，我们常年在农村打天下的指战员是缺乏这方面的常识的。或许中央考虑到我人民解放军无办理外事方面的经验，遂在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议定：由黄华赶赴南京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着手接管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和处理南京外事问题。
黄华原系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既是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的弟子，又是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私人秘书傅泾波的同学。因此，当司徒雷登获悉自己的弟子黄华就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之后，遂派傅泾波于五月六日前来拜会。
傅泾波的身上毕竟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再加上这些年来的耳濡目染，他很是相信所谓“人情”的。说句实在话，司徒雷登指派他来造访黄华，也是包含着“师生之情”和“同窗之谊”的。两位老同学寒暄过后，傅泾波便主动地告诉黄华：长年生活在中国的司徒雷登，已经逐渐了解到美国过去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是错误的，现在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时下，司徒雷登已获得美国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同意，留在南京与中共进行外交接触。最后，他特别作了说明：“司徒大使已表露一九四六年美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可以修改，这是司徒大使表示谦让的第一个台阶，希望给予足够的重视。”
黄华自然明白傅泾波讲的上述这番话的真实含义，同时，他也十分清楚，上述讲话还包含着投石问路的性质。对此，他只表示：“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接着，黄华把与傅泾波会谈的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并特别请示：能否与司徒雷登会面？
毛泽东在接到黄华报告的同时，又通过其他途径收到了另外一份外事情报：英国驻华大使施谛文于月初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只有对解放区各级政府给以事实上的承认，才能在维持领事关系的基础上有效保护西方的利益，否则，便可能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的侨民和西方利益带来有害影响。美国务卿艾奇逊接到司徒雷登的报告后，是日指示驻有关国家的外交和领事人员与驻在国外交部商讨此事。艾奇逊强调，不论是主动表示将给予承认或通过官方声明而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中共寻求承认的措施将受到欢迎，所有这些做法均不可取；有关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应结成‘共同阵线’。”毛泽东将这两份报告加以认真地比较与分析，明确地感到：一、英国与美国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或曰未来新中国的外交态度上开始发生了分歧；二、美国政府与其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对华政策上也有微妙的变化。对此，毛泽东清楚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的胜利，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他抓住这一关键的时机，重点解决与美国的外交问题。为此，他于五月十日电示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或许是我军攻占南京及江南各中小城市发生问题过多，抑或是他们从毛泽东一系列的电令中感到了已经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总前委给中央发了一件十分重要的电报：
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做好，加以上海、杭州于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为此建议：1．七兵团应照粟（裕）张（震）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之退路，尔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推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2．推迟进占浏河时间。3．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的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促被动。
毛泽东读罢这则电文，引出很多感慨！昔日，没有攻占大城市的时候，竭尽全力创造一切军事条件去占领；时下，攻占大市的军事时机完全成熟了，可又必须因为政治准备不足而推延。然而军事的发展往往又是超出常人所料之外的，一旦驻守上海、杭州的敌军猝然撤退怎么办？在如此动**不定的特殊岁月里，像上海、杭州这样大的城市是不能出现真空的。他历经几天的深思熟虑，遂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发去了《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的电令：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伟大号召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党和军队的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他还指出“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然而，从三十五军接收南京的经验来看，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广大的指战员，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就能适应大城市的环境的。至于说到学会管理大中城市，则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在我军占领南京以及即将夺取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时候，绝没有我军取得三大战役胜利时的喜悦。相反，他的心情不仅是相当沉重的，而且在发布有关指令的时候也是相当谨慎的。他明白一种全新的“战争”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世人皆知，毛泽东是一位敢于向对手、向困难挑战的大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有着政治远见的大预测家。为了适应迅即攻占、接管大城市这一新形势的到来，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意布下了如下的几步大棋：
首先，毛泽东接受周恩来的提议，选陈云为未来总揽全国经济战线的帅才。诚如前文所述，他在西柏坡亲自向陈云交代了任务。随着渡江战役的临近，他又亲自审阅中央致东北局的电令：陈云应速来中央工作；随着南京的解放，全国经济突然出现通胀的形势，毛泽东再请周恩来亲自电示东北：希望陈云及早动身来北平。五月三日，毛泽东收到陈云的电报：“由于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东北局今日起讨论，故五月十日前可到北平。”至此，毛泽东才算放心。
刘少奇在天津、唐山等地作了整整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除去解决了一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外，他还进一步认识到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刘少奇曾讲：“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
对此，毛泽东是赞成的。同时，他还亲自修改、批准了刘少奇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事后简称中财委），还任命陈云为主任、薄一波为副主任。在他的关照下，很快着手组成了领导全国经济恢复以及重建的中财委领导机构，为不久的将来战胜上海等地的不法资本家的经济行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虽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未来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一整套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由于敌人在溃退之前进行疯狂掠夺，使得本已摇摇欲坠的城市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另外，再加上劳资关系处理不当，以及潜伏特务、黑社会势力肆虐活动，都给城市经济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毛泽东又及时地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的政策，即“四面八方”政策。所谓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是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经济工作的纲领，对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经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作出上述带有战略性的部署之后，他的目光依然在对着就要解放的上海。他一边命令未来的陈毅市长立即赶往丹阳——接管上海的巨大准备工作的大本营，一边请周恩来调熟悉上海的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同志由香港北来，接受中央新的任命。说来也巧，就在陈云入关“升帐”的前后，他们三人也赶到了北平。
据许涤新记述，他们三人安抵北平之后，先住在老战友李克农的住处，相继与李维汉、廖承志等见面。接着分头活动，许涤新拜会老领导——时任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当时，叶剑英对他说：“大革命失败，广东的干部损失惨重。我不久就要离平到华南去。干部现在成为我的脑子中的大问题，你看香港有什么人才可吸引到广东来？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回广东去？”
许涤新向叶剑英解释自己北来的任务之后，遂又把“港工委”的“财经委”的几位同志开列出来交给叶剑英。由此可知，当时接管城市的干部是何等的缺乏！
周恩来于一天夜里十时，在颐年堂与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三人谈接管上海的工作。他强调：“要在思想上有准备，准备停在黄浦江上的英美舰队向我们开炮，准备国民党的破坏，准备上海全市断水断电，准备各种意料之外的困难。一面要准备最艰难的处境；一面要争取良好的局面。你们要把我的这个意见，告诉陈总（即陈毅）。”他并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并兼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治和统战工作；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许涤新则任市委委员，主要任务是协助曾山搞好财经方面的接管工作。翌日下午，他们三人去香山看望毛主席。对于这次接见，许涤新作了记述：
如何才能做到在上海“不让国民党搞焦土政策，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现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呢？毛泽东在接见潘汉年等三人之前——五月八日，就下达了“尽量将市区守敌调至外围歼灭，以避免在市区大打”的电令：同意粟（裕）张（震）关于冻结上海物资，截敌逃路的部署，并指出：“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有必要的。”接着，粟裕、张震于五月十日下达了淞沪作战命令，上海外围战于五月十二日正式打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