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时人皆知，陈毅是“兼资文武此全才”的儒将。因此，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就亲自点将陈毅出任未来的上海市长。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陈毅就把接管上海的大事放在了心上。
陈毅随总前委移师南京不久，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抽调了约五千名干部，赶到江苏省刚刚解放的丹阳，迅速组成接管上海各系统的机构，拟制了具体的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组织接管人员学习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关于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在这期间，他指示有关部门把“有关上海的年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概况，包括缴获的、地下党调查的、上海来人报告的，汇成关于上海的二百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再依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确定接管的具体方针步骤。比如，上海的官僚资产如何接管？外商企业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的厂子如何使其开工？国民党政府机构如何处理？等等，他都要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
自古以来，胜者之师攻入敌城都要“放假三天”——默许军队“抢掠三天”。但是，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被解放的城市，包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是人民的城市，因而人民解放军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上海。为此，陈毅从入城纪律教育着手，他严格地强调：一是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二是部队入城后一律不得进入民宅。对于第二条，有些干部想不通，说遇到下雨、有病号怎么办？陈毅听后作了答复，“这一条一定要无条件执行，说不入民宅，就是不准入，天王老子也不行！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接管上海的任务，身着戎装的陈毅亲自在丹阳的一座大庙里作入城纪律报告。首先，他抓住两件在丹阳发生的“小事”进行批评：一是有军人没票硬要进戏院看戏，二是有人擅自拿师范学院一个灯泡。他极其严肃地讲：“这两件小事不小，为什么无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这个思想作怪，进上海非吃败仗不可！”
与此同时，陈毅亲自主持制定了《入城守则》草案，毛泽东阅后连说了四个“很好”。毛泽东感到入城是一件关系着军纪、党容以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于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
（一）凡市内卫戍机关军风纪、交通规则、娱乐场所规则，军队人员必须共同遵守，并服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警备司令部及公安局之指挥。不得借口隶属关系不同，而有丝毫违抗。（二）保护城市人民生命、财产不许侵犯，除现行犯（例如抢劫、放火、行凶等），各机关不得擅自捕人。（三）保护外侨（包括领事馆）不加侮辱，凡遵守人民政府法令与安分守己之外国侨民，一律予以保护并尊重其人格，以礼貌待之；凡有违犯或破坏行为者，报告上级及军事管制委员会，不得自行处理，一切有关外侨事务，不论大小均由最高机关办理，各部无权处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对外侨民外侨住宅，无命令时，不得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四）我军各部人员，不得接见中外记者，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五）军人进入戏院、电影院、理发店、澡堂及公共娱乐场所游览，及乘坐电车、公共汽车者，均须照章买票，照章付钱，不得要求免票或半价付钱。（六）不经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的慰劳，对各阶层人士给军队个别人员送礼和被邀请吃饭赴宴者，尤需拒绝。（七）军队在城市驻扎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八）军队之骡马大车不得入城，必须入城者，可在装卸后即应出城。（九）不准乱放枪。（十）不准上街乱跑，严格请假制度。（十一）整顿军容，提倡礼节。（十二）对群众态度须好，不可蛮横无礼貌。
在古今中外的军史上，没有哪一位军事统帅为部队入城做过这样明确而又严格的规定。同时可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这十二条入城规定，是集纳了属下很多《入城守则》而写成的。因此，它不仅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而且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作出歼灭上海外围之敌的部署之后，遂又全力关注如何消灭中南地区之敌的大事。
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未来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是：赋予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为了更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与华中军区，以林彪任华中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华中局第三书记、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毛泽东在确定了未来中南地区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之后，遂又集中全力部署解决中南地区的战略问题。首先，他清楚盘踞中南地区之敌的主力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和广州绥靖公署余汉谋部共二十八个军七十三个师，总兵力共四十余万人。“其中驻守湘鄂赣等省的白崇禧部共二十一军五十二师近三十万人，其部署是：以湘鄂边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第十四、第二十兵团共六个军布防于巴东至岳阳间的长江沿岸及其以南地区，重心置于宜昌、沙市；以白崇禧部直属之主力第三、第十兵团共七个军布防于南昌以西、长沙以北之九岭山、汨罗江、洞庭湖一线；以长沙绥靖公署程潜部和第一兵团陈明仁部四个军布防于长沙、湘潭地区。”上述之敌，即为我第四野战军渡江战役的主要对手。诚如毛泽东于五月九日致林彪、萧克电所分析的那样：
据白崇禧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办法。
我四野接到毛泽东陆续渡江的电令之后，遂于五月十四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横渡长江。由此，我军提前打响了第四野战军发起的渡江战役。毛泽东考虑到四野发起渡江战役之后，夹在南京、武汉之间的南昌守敌有可能弃城逃遁。为此，他又电示总前委等：
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彪）罗（荣桓）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等到我四野四十三军胜利渡过长江之后，向中央请示“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毛泽东遂又于五月十六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林彪等人：
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致大乱。因此，请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赓）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我军东线部队根据毛泽东的命令于五月十二日发起上海外围战之后，至十四日，“第九兵团先后攻占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五十一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十兵团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动猛攻。敌凭借钢筋水泥碉堡顽强抵抗，我进展缓慢。从十五日起，各部队遵着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加强了敌前侦察，调整了部署，总结了经验，改以小分队行动为主，实行火力、爆发、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坚战术，逐个夺取敌碉堡，加强了战斗进程。至十九日，第十兵团相继攻占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残敌；第九兵团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五十一军，进而将敌第十二军压缩于高桥地区，与第十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敌被迫于二十二日将第七十五军增调高桥，以保障吴淞口出海通道。至此，我军已将主要兵力压缩于吴淞口两侧地区。”我军不仅完成了上海外围战之目的，而且也为攻取市区，歼灭上海全部守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时，我四野部队完成渡江任务之后，于五月十七日胜利攻占武汉三镇，并争取了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第一二八军等部约两万人宣布起义。接着，陈赓率部接管江西省会南昌。这样一来，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全部控制在我军之手。当毛泽东收到华东局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报告之后，他当即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了《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的命令：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
（一）据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已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正当毛泽东全力运筹攻占武汉、南昌、杭州等江南大城市战役的过程中，通过党的第二条战线获悉：敌人在撤退的前夕疯狂地杀害革命的志士仁人。仅就上海为例：五月十二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干事黄竞武——黄炎培的二公子在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逮捕。黄竞武在关押期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并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当局破坏民主、剥夺人民自由等种种罪行。国民党特务企图猎取民建地下组织目的未能得逞，于五月十八日将黄竞武活埋在上海南市车站路一九○号牢房的空地里。接着，又将民建上海分会理事姜化民逮捕，并于五月二十日将其杀害。同时，汤恩伯为了在上海撤退之前加快杀戮革命人士的步伐，特任命杀人魔王毛森兼任“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除“统一指挥东南地区各游击部队，密切配合国军作战”外，还负责杀害所有有嫌疑的人。因此，一场比“四。一二”大屠杀还残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最使毛泽东不安的是，民盟主席张澜及罗隆基已经落入毛森之手……
张澜，字表方，于一八七二年生于四川南充张氏农家。他早年投身革命，并于一九○三年赴日本留学，开拓了救国之途。后回国从政，参加立宪派。一九一一年，他出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民国成立后，他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一九四一年，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在四川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主席。也就是在抗战初期，他得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相识，遂支持中国共产党倡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贡献了力量。说到张澜与毛泽东相识，却迟在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期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他一步出机舱，就看见一位身材颀长、五绺银髯飘拂的长者向他致意，当他再一看身着麻灰色旧布长袍就断定此公就是神交已久的前辈张澜。因此，他急忙越过面前的达官显贵，大步踉跄地走过去，伸手握住时人称之“川北圣人”张澜的手，以若见故人的神态说道：“您是张表老吧？您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