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早年留学美国，是有名的民主人士。早年在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新闻工作，边倡行美国的自由主义，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解放战争爆发之后，作为民盟的负责人留在上海，后与张澜同住虹桥疗养院，被国民党特务软禁。上海解放前夕，由中共地下党营救脱险。恰在这时，毛泽东向张澜和他发来电文，邀请他们赴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司徒雷登获悉这一消息之后，遂由南京赶往上海“约见罗隆基，托其向周恩来传达这样的口信：中国如能放弃‘一边倒’的外交，他可以向美国政府建议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笔者暂不论及美国政府能否给予中国几十亿美元的支援，但其代价是明确的：中国必须放弃“一边倒”的外交。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和国民党一样听美国的话，毛泽东也必须像蒋介石那样唯美国是从。这就是司徒雷登，以及美国政府对待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全部用心！由于身体原因，罗隆基和张澜没有北上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之前，罗隆基没有把他的口信捎到。
毛泽东在领导打胜上海“银元之战”并处理有关对美外交的过程中，他依然在积极思考筹建新中国的大事。在这期间，他曾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例如，他在入主北平不久，曾收到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一封信，很希望拜见他这位早年的同学、而今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毛泽东读过来信之后，立即要田家英接通汤校长的电话，当他获悉在北平的故旧还有早年的师长——北师大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等人之后，当即决定亲自到和平门内东顺城街48号大院去拜访。
在汤校长这些知识分子的眼里，就要成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私下出访友人，也一定是前簇后拥，最起码也得有很多保安人员尾随，因此，他们一家是在很不安的情绪中盼等毛泽东的到来的。出乎他们所料的是，毛泽东就和秘书田家英二人走进汤校长的大院。汤校长惊诧地问道：“润公，你的保镖呢？”
毛泽东指着身旁的田家英，笑着说道：“老同学，在这儿！”
正当汤校长一家感到震愕之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女孩正在墙上用粉笔写欢迎标语，他走上前去，抚摸着孩子的头，笑着说道：“小朋友，不要写什么欢迎标语嘛！”
汤校长一家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他们怎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接着，毛泽东走进汤校长的家，叙谈以往。汤夫人向毛泽东控诉北平是国民党兵痞、美国大兵横行的地方，这些年来，人民尤其是穷教书的先生吃了很多苦。毛泽东很是同情地说：“是啊！虽说我们已经进驻北平几个月了，你们的日子也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不过，我可以担保：新的中国一俟成立，教育事业要发展，教授的生活要一步一步提高。”
“有润公这句话就够了！”汤校长这句普通的话语，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是何等的重情重义！他很有感慨地说，“北平解放前夕，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留学德国的同学，派专机接我南下，到教育部供职，过所谓上等人的生活。我不愿意同流合污，坚拒南下，冒着生命危险，等着润公的到来！”
“谢谢老同学！”毛泽东分外激动地说道，“我的老师黎锦熙先生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留下的吧？”
“是的，”这时，年过花甲之年的黎锦熙与黄国璋走进来，“当时，我对家人说：哪儿也不去，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的伟人哩！”
毛泽东急忙起身，紧紧握住黎锦熙的双手，客气地说道：“黎先生，我不是什么唐宗宋祖稍逊**的伟人，我还是那位曾给你抄写文章的学生毛润之。”
说到毛泽东为老师黎锦熙抄写文章，还有着这样一段趣闻：那时，有三个青年帮着黎锦熙抄文章，第一个不问内容，一概照抄，事后默默无闻；第二个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代为润色，此人后来成了大戏剧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个看到文稿中有不同意见的观点，就不愿代抄，他后来就成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对于过去这些趣事，毛泽东一笑了之，他对老师黎锦熙的评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黎先生是我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恩师。”可以想见，毛泽东与这样的恩师和同学，也包括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谈话，是可以畅谈忘食的。夜黑了，毛泽东知道大学教授十分清贫，就自己出钱，请田家英订了一桌菜，边吃边继续谈。最后，身为九三学社成员的黎锦熙说道：“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了，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准备把它解散。”
毛泽东知道九三学社是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他的发起人就是他的同乡许德珩。他听后沉吟片时，诚恳地说道：“我个人的意见，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接着，中央和有关民主党派等单位商议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共一百三十四人出席。为了工作方便，中央决定毛泽东由香山双清别墅迁往中南海菊香书屋暂住。是日，他出席开幕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讲到对外政策的时候，毛泽东有针对性地讲：“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这次会议一致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并选出了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为了加快各项准备工作，商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负责具体工作的实施。
毛泽东认为这次政协筹备会议开得是成功的。但是美中不足的有两点：一是宋庆龄没有出席；再是民盟主席张澜先生因身体的原因也没有赶来参加。他在政协筹备会议闭幕的当天——六月十九日，给宋庆龄写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忱，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也就是在邓颖超奉命南下不久——六月二十四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史良、罗隆基等由沪到达北平，受到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李维汉以及民革主席李济深等人的欢迎。毛泽东立即通知有关单位：他要亲自赶到张澜的下榻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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