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湖南，自古就是“湖广熟，天下足”的粮仓之地；另外，省会长沙又历来被兵家视为四战之地，所以，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时下的湖南，既是桂系大将白崇禧扼守广西的北大门，又是毛泽东挥师南下解放两广的必争之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成了国共两军在中南最后决战之地。
但是，毛泽东绝对不希望在自己家乡燃烧战火，糜烂桑梓。为此，他一直在巧布和平解放湖南的棋局。程潜等湖南政坛耆宿就是取胜对方的重要棋子。
对此，白崇禧作为军事家也是知情的。为此，他自撤守武汉三镇，移师长沙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程潜调离湖南。办法嘛依然是借口升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
程潜混迹政坛有年，对于白崇禧的伎俩了如指掌。他一方面通过表面上为白氏所信赖，实质上却是自己的亲信向白进言：“从颂公个人来说，这个考试院长的确是再好没有了。不过……现在湖南的局面非常复杂，随时都可以发生大混乱。特别是这些黄埔系的将领，各有各的野心，都以当家人自命，没有哪一个人能够约束他们，只有颂公这块家长牌子，还能勉强维持门面。若换一个人，湖南全省马上就会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他另一方面为了表示决心走和平道路，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他在《备忘录》中说：“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表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立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并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部队等意见。
毛泽东虽然已经把主要精力移到筹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面了，但是有关全局的重大战役他还是要亲自下达作战命令的。因此，他经常与朱总司令站在作战地图下面，为部署向全国进军中的诸大战役呕心沥血。也就是在毛泽东收到程潜《备忘录》的当天，他又与朱总司令研究起事关全局的战役。他指着军事地图说道：
“老总，严格地说来，未来解放全国的战争，还有三块尚能称得上战场的地方：第一块，是湖南和两广，敌人主要是桂系白崇禧军事集团；第二块，是西北五省；主要的敌人是五马和新疆的地方军事武装；第三块，是西南三省，主要的敌人是由陕南入川的胡宗南集团以及川、黔、滇三省的地方武装。其解决的办法，我看还是以武装歼灭为主，和平解决为辅。”
对此，朱德是同意的。他指着军事地图补充道：“这三块战场，我们已经在两块上发起了歼灭战，那就是主席称谓的西北战场和中南战场。而西南战场呢，只有在这两块战场解决之后才能发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西北战场，由彭德怀指挥料无问题。而中南战场相对而言却比较复杂：一是白崇禧的桂系集团实力最强，再是他的家乡湖南和平解放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指着三湘四水深情地说：“老总，我的家乡湖南这步棋如果走得好，是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的。”
“而关键的一着棋，那就是主席的老乡长程颂公在湖南通电起义。”朱德说罢用手指着地图，“这不仅打开了南进两广的北大门，而且也为刘、邓大军进军四川，拆除了屏障。”
“老总，你读过我们家乡父母官——程颂公写给我的《备忘录》之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认为他历数反蒋、反桂的经过是可信的，他谋取湖南局部和平的设想也是真诚的。时下，我们必须要走好两步棋：一是电令林彪，远距离地隔开白崇禧集团和长沙的联系，为程潜起义创造条件；二是要密告程颂公：不要沉不住气。”
毛泽东认为：要想让程潜沉住气，就必须给处于动乱局势中的程氏吃定心丸。为此，毛泽东当即选调原籍湖南，时任吉林省副主席的袁任远，程潜的老搭档、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的李明灏代表他南下。同时，他还给程潜回复了一封亲笔信：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服。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在回复程潜信的同一天——七月四日，又给林彪、邓子恢并王首道、萧劲光发去电文：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整编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已到否。
毛泽东亲自定的上述两项重大决策，不仅是我四野高级将领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纲领，同时也是程潜下一步如何动作的指南。
程潜纵观全局，知道自己无论是率部起义或是出走香港，人民解放军都会在七月向湖南进军；如若想走和平解放长沙之路，就非得把白崇禧及其桂系主力从长沙周围打发走。但是，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他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一、必须使白崇禧感到非走不可；二、一定要使白崇禧走得较为放心。关于前者，他认为“白崇禧在军事上是有一套的，他清楚湖北是林彪的天下，随时可以挥师南下，进逼长沙；东面江西为陈赓所部占领，也随时可以挥兵西指，包抄长沙；西边是蒋纪嫡系宋希濂兵团的范围，断了他退入四川、贵州的通道。因此，白崇禧率部退往衡阳、宝庆是迟早的事情”。为此，他请与中共有联系，且与白崇禧有着不错私交的唐星代他去游说白氏，请白将部队尽快撤往湘桂交界一带。
唐星，系军政两界的说客要人。据他自己说：“我同程潜很早就认识了。抗战前程在南京参谋总部任总长时，就以中将高参的名义找我去当助手，每日同室办公，事无大小都交给我。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我协助程调处蒋桂纠纷，从发起到收尾，几乎无不是按照我的建议行事，对我很是信任。”说到他与白崇禧的关系，他自己称“由来已久，并非泛泛之交。在反蒋的战线上，共过患难。在抗战前，帮助他解决过他们和蒋介石之间的重大矛盾。抗战时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服务，也是白极力拉我去的。在经济困难时，他还周济过我。他和刘斐的关系很深，知道我和刘斐是老朋友，所以他对我深信不疑”。另外，他是在“同地下党同志取得联系后回到湖南”的。对于上述背景，程潜了如指掌。因此，程潜决定请唐星代己说服，请他尽快自长沙南撤湘桂交界地区。事后，唐星作了记述：
白崇禧说：“我现在这点东西，成了共军唯一的目标，局势极严重，我正想和你研究一下，怎样应付才妥当？我只有这么多东西，不能到处布防，只宜集中使用。我想把主力完全集中于长沙地区，和他们在这里决一雌雄。你看如何？”
唐星说：“若这样部署，那就比汤恩伯在上海决战还不如。因为那里，他们有的是船，见势不佳，还可以向海里跑。长沙乃四战之地，从来就有纸裱长沙之称，敌人可以四面包围，连一条退路也没有，不是一下子就完了吗？”
白崇禧说：“如果这里不宜决战，我就只摆一部分，到别处也可以。”
唐星说：“你的部队虽不少，但听说能同共军作战的，实际只有两个半军，要和共军决战，就不宜再分散了。你的大后方在广西，应当把全部兵力集中到衡阳以南，最好到湘桂交界地区，才可以和共军打一仗。……”
白崇禧说：“你说的都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唐星说：“你这两三个军，经过一场决战之后，打败了，固不消说；就是打胜了，恐怕也所剩无几。以后又怎么办呢？”
白崇禧说：“不论胜败如何，我至少总还可以拖三两个师回广西去打一两年的游击吧。”
唐星说：“打了两年游击之后又怎样？”
白崇禧说：“那就只好到哪个山里唱哪个山的歌去。”
唐星认为游说白崇禧自长沙移师湘桂交界的目的已经到达，遂又向白崇禧进言：“你之所以不顾牺牲一切，要来支撑这个残局，无非是想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最近我看到了毛泽东所著的《论新民主主义》，觉得它并不是什么共产主义，而是与三民主义差不多。又听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没有贪污，部队的纪律更好，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们。如果共产党是这样搞法的话，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再同他合作，来共图实现三民主义呢？这是我左想右想也想不通的地方，请给我开导。”
白崇禧说：“《论新民主主义》我也看过，他们把我作为战犯，我就无法和他们合作了。”
唐星说：“这当然不成问题。你既和他们合作，就是朋友，是同志了，还说什么战犯不战犯呢？”
白崇禧说：“话虽如此，但你不晓得我与他人不同。反对他们最力的是我，得罪他们最多的也是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死对头，他们决不肯放松的。我除同他们拼到底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就这样，白崇禧决定于七月中旬把总部移到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