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北京的雄鸡刚刚引颈高唱，漆黑的夜，天还没有破晓，各界人民就相继起床，一个个身着节日的盛装，有的小声哼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小声而又庄严地唱着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庆祝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然而，中南海的黎明却是那样的宁静：一个个四合院仍在熟睡，似乎空中还能听到飘游的细细的鼾声，就说岸边、草丛中争鸣的虫声，也成了一首天然的送走夜时的晨曲；举目望去，一个个卫兵一动不动地站在规定的位置上，无声地注视着四周的动静，护卫着中南海的安宁。有顷，栖息在树上的鸟儿醒来了，它们在树枝上又唱又跳，打破了中南海那独有的祥和与平静。卫兵们听后习惯地皱起了眉头，小声地轰着树上喳喳鸣叫的鸟儿；这鸟儿也似乎习惯了，不仅不展翅飞去，反而像是存心和卫兵们过不去似的，有意站在枝头，挑逗性地加大了鸣叫的声音，气得卫兵只好像往常那样怨声自语：“不懂人性的东西！首长屋里的灯光才熄灭一会儿……”接着，他又下意识地朝着丰泽园看了一眼。
丰泽园位于南海北岸的西侧，是一座很大的供皇室居住的古老的建筑群。这座整体的建筑群落，由一些井然有序的较小的庭院组成。留意察看这建筑群体的风格，依然是那种传统的各有天地、别有风趣京城王府中常见的那种多进的四合院。它始建于何年何月？是明代还是清朝甚至是两代相袭而建？已经无从稽考。后人走到丰泽园大门前，最感兴趣的，一是那座楠木大门，再是门额的上方挂着的那块大匾，上书“丰泽园”三个大字。有人说是出自乾隆之手，有人说是某御用文人代笔，但是笔者相信，在匾上方雕刻的那四四方方的御印恐怕是真的，因为谁敢在等级森严的皇室禁地伪造乾隆爷的御印呢？要知道御用文人最喜欢的是溜须拍马，最怕的是坐牢杀头。说来也很有趣，从乾隆到袁世凯，从北洋政府历任总统到中华民国的末代“总统”李宗仁，丰泽园里主人换了又换，既没有给“丰泽园”增加什么光彩，也没有在我国近代史上留下什么可足以作为纪念的痕迹。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于毛泽东入住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这里始变成了新中国的政治重心。
随着历史的推演，很多人又把毛泽东的名字与“丰泽园”联系起来，并注入了某种迷信色彩。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寓意着恩泽东方的意思，所以他自应成为东方的救星；也有人说，毛泽东只有进驻享有丰厚恩泽之地的丰泽园，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真正的领袖，等等。就说原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吧，就公开著书把毛泽东和丰泽园联系起来。他认为，毛泽东，字润之，泽和润又是同义字，再加之自古就有“泽润生民”之说，这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治国之道，同时也与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有着内在的因袭联系。但是，历史的真实是：周恩来进驻中南海之后，丰泽园是他的临时下榻之处。就在毛泽东决定搬进中南海之前，细心而周到的周恩来查看了有关的住地，认为丰泽园中菊香书屋的条件比较好，主动请毛泽东入住丰泽园，而自己搬到西花厅去居住和办公。因此，这一搬和一进，体现了周恩来的为人以及对毛泽东的尊重。
时人与后人都知道毛泽东住在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但是，去过丰泽园的人都知道：菊香书屋是一个通称，并不是毛泽东真正下榻办公的地方。走进悬挂“菊香书屋”的房子，是一座南北向的、长方形的四合院，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北房一明两暗，门上挂有一块“紫云轩”匾额，对着屋门的堂屋就是过厅，东边两间是打通的，这里才是毛泽东真正的住所。西侧的两间有山墙相隔，靠近堂屋的是江青的卧室，不过她很少在此下榻。西侧里间与西厢房相通，是毛泽东的藏书之所，他在这里汲取了知识的力量。
毛泽东是很不情愿地搬进中南海的。那时，他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当李自成，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然而，当他一旦搬进丰泽园中的菊香书屋之后，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适应这里的环境。当年，他在延安或西柏坡的时候，住在一个小小的院子里，无论是窑洞还是房间都不大，和其他领导人接触十分方便，甚至在院子里喊一声就行了。如今住的是深宅大院，各种规矩多得不得了，他想见谁以及谁想见他，都需要经过几道关卡。因此，毛泽东的活动范围除去参加大型会议或外出视察以外，基本上就是在菊香书屋的周围；他所接触的人也就是朝夕相见的卫士、警卫和秘书。诚如他的卫士所回忆的那样，毛泽东想出中南海，必须报告汪东兴、叶子龙等，公安部要派人保卫。如果离京必须报告杨尚昆、罗瑞卿以及铁道部长，他们要跟随。毛泽东的行动，要由这些不同层次的人掌握，有时还要听这些人安排和指挥。可以想见，这对生长在农村且又长年转战在大江南北的毛泽东而言是痛苦的！最起码他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当人民的领袖也是没有多少自由的。事实上毛泽东搬进中南海没有住上几天，他就憋得实在受不了啦！
一天，他突然来到卫士李家骥的身边，说道：“小李，我俩去郊区。”
“不敢，有危险。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小李答说。
“不用怕，我突然出去，他们不知道。我不相信坏人耳朵就那么灵，现在我们马上走。”
毛泽东想借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兵法“冲出”这座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到郊区看看与他同命运、共呼吸的农民。作为卫士，小李既不敢违反中南海里的规矩，又不敢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抗，怎么办？只好为难地解释道：“主席，我和你不一样，我必须执行给我规定的纪律，不然，我的领导要批评、处分我的。”
对此，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唯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沉吟片时，说道：“这个规定没有错，但把我和群众隔开不行啊！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我是共产党的主席，人民的领袖，见不到他们还算什么主席，还算什么领袖。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各级领导是鱼，人民群众是水，鱼离不开水，离开水鱼就渴死。”
毛泽东或许想得太多了，抑或是他那天生的个性受到了前所未有过的压抑，又感慨地说：“我见到群众，和他们唠嗑，不仅是工作而且是一种享受啊！不知你们是不是理解我的心情。唉，我这个主席不如你们好，我没有自由啊！”
这就是毛泽东入住中南海后的真实写照。实事求是地说，他这种在革命中与人民群众结下的鱼水之情，直到他驾鹤西去都常驻在他的心中！
话再说回来，毛泽东在二十多年的战争生涯中，养成了与战争有关的生活规律：一般人是夜间睡觉，白天工作；毛泽东却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睡觉。他的卫士回忆道：别人的中午是他的早晨，别人的下午是他的中午，别人的晚上是他的下午，如此循环，总是跟别人差出半天。按照这种生活规律分析，毛泽东于九月三十日夜以及十月一日凌晨是没有休息的。但是，毛泽东这次彻夜未眠恐怕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是一代诗人，不知为什么在这样有意义的夜里没有写出一首千古绝唱。对此，笔者只有一个结论：毛泽东在这个通宵未眠的夜里，他依然没有化作一位浮想联翩的浪漫诗人。相反，他还是作为一代政治大家在思索过去甚至更多地在筹谋新中国的未来！历史没有留下他在这个不眠之夜的笔迹，也没有任何贴身的卫士记录下他处理过哪些国家大事。但是，笔者可以大胆地设想：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度过的最为激动的一个通宵！
晨曦迎来了十月一日的黎明，橘色的朝暾渐渐地涂抹着菊香书屋的木窗。毛泽东虽然像往日那样又倒在了**，但是他还是没有一点困意，从他那亢奋的表情可知，他绝不是受着那特殊的生活规律的驱使，而是为了完成就要举行的开国大典的重任所为之。因此，他的卫士曾说过：“主席躺下了，但不一定很快就睡着，再等等看。”
太阳已经转过正南方，时针也指向下午一时，仅仅躺了几小时但不一定入睡的毛泽东终于起床了！他今天的精神分外地好，很是高兴地说道：“给我拿礼服来！”接着，他在卫士的帮助下穿上了黄色的呢子礼服。从他的表情分析，他对这身黄色的呢子礼服还是满意的。
说到这身黄呢子礼服，它的料子是美国产的将校呢，是请京城有名的服装专家王子清亲手裁做的。卫士们看到毛泽东穿上这套礼服，更加威风凛凛、器宇轩昂。然而再仔细一看，礼服里面穿的仍然是那件补了多次的衬衣。对此，他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衣着随便，十分简朴。有时为了礼节也不得不简单修饰，但那只是外表，内里绝不改变。”毛泽东吃饭是很快的，一直保持着军人的作风，端起饭碗，呼呼啦啦，不到十分钟，碗筷一放，兴冲冲地又朝办公室走去。就要到两点了，毛泽东起身赶到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
这是开国大典前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以及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政府机构，执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总共进行四十多分钟，整个气氛严肃而又兴奋。交谈中，毛泽东风趣且又十分感慨地讲：“我们打了几十年的疲劳战，打出来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建国的第一天，又是一个疲劳战了。我没睡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站几个小时。看来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吧！”
与会的代表相互谈了几分钟，周恩来看了看手表，时针和分针指向两时五十分，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时间到了，请大家起身参加大典！”
毛泽东和与会的代表相继走出勤政殿，在门口登上各自的轿车，结队驶向天安门。
那时，北京刚刚解放不久，不仅蒋介石的飞机有随时飞临古都上空的可能，而且大量潜伏的特务时常出没于群众之中。为了确保开国大典的安全，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有关的负责同志经过缜密的研究，认为敌人在舟山群岛以南的飞机，不会在下午起飞北来，因为他们在完成轰炸北京的任务之后难以飞回基地，遂决定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时。同时，为了确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保证参加庆典的首都三十万群众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和罗瑞卿、李克农等开过多次会议，并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做到了万无一失。就说毛泽东从中南海到天安门的路线，周恩来在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之前都亲自做了安全检查。对此，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在私下称赞：“周副主席是大公安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心目中，天安门广场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在这里不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且也洒下了被北洋政府、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的革命群众的热血。那时，他们尤其是周恩来仅仅是作为天津的学生领袖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呐喊。然而今天，他们却作为创建新中国的领袖登上了天安门，那种特有的自豪感是时人乃至于后人所难以理解的！
今天的天安门城楼修缮一新，以全新的面貌迎接新中国的主人的到来。当毛泽东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之后，映入他眼帘的是悬挂在城楼两边的那八盏大红的宫灯，显得既威严又壮观；当他再微然翘首眺望，看见城楼重檐中间挂着一条醒目的横幅，上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遂又自信地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说：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一天！……
是啊！世人皆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之不易。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也是经过争论才得来的。对此，童小鹏作了回忆：
对于国号，早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说简称“中华民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说“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先生说不如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林伯渠在这一天特地柬请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前辈二三十人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座谈，大多数主张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辛亥革命归隐三十八年、平生不写“民国”名称的前清进士周致祥，就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侨领司徒美堂说：“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末翰林陈叔通和民盟主席张澜、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也持此议。最后，政协全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
下午三时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天安门城楼休息厅走出，相继站在城楼前沿各自的位置上。毛泽东放眼望去，广场中的三十万欢庆开国大典的群众人头攒动，红旗林立，一种说不出的情潮打心底油然而生。啊！这就是新中国的象征，这就是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代表。恰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广播员通过扩音器激动地向人们报告：“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已经登上了天安门！”猝然间，偌大的天安门广场掌声雷动、欢声如潮，“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天空。站在天安门城楼正中央的毛泽东望着这欢腾的人群，听着这发自肺腑的欢呼，他情不自禁地挥动着他那宽大的右手，由衷地喊着“人民万岁！”……
欢腾的天安门广场终于平静下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现在开始”以后，紧接着又大声说道：
“升旗！奏国歌！”
根据大会的议程，毛泽东伸出右手，郑重地按下了升旗的电钮。与此同时，指挥家罗浪挥动了手中的指挥棒，庞大的军乐队奏响了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百零八门礼炮分为两组，每组五十四门，一共放了象征中国共产党胜利走过二十八年的二十八响礼炮。在这期间，从毛泽东到每一位参加国庆大典的群众的目光，都一齐投向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由上海曾联松设计并经第一届政协大会通过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出自何人之手。据史记载，是美术供应社女工赵文瑞在两天内赶缝出来的。那天，正好赶在九月三十日下午政协第一次会议开会的时候，在怀仁堂的会场上展现了这面五星红旗，博得了与会者一致的掌声。是日夜，又把这面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广场，挂在旗杆上。由赵文瑞亲自缝制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隆隆的礼炮声和军乐高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次冉冉升起在这二十二米高的银灰色的旗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