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生性多疑，自从西安事变被扣之后，他对自己的安全格外重视，他的起居饮食都有专人负责。因此，他对李宗仁为之设宴洗尘存有不小的疑虑。据说他对蒋经国曾发出这样的提问：“经儿，广州陷落在即，李德邻为什么还要专门为我设宴接风呢？”
在蒋经国看来，李宗仁此举无外乎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向中外做个姿态，国难当头，风雨同舟；其二，别有他图。说到后者，蒋经国以将信将疑的口气说道：“父亲，李德邻会不会把宴会变成当今的鸿门宴，在广州演出一幕新西安事变来呢？”
此话打中了蒋介石的要害，他蹙着眉头想了想，微微地点了点头。
“另外，李德邻为了向毛泽东邀功请赏，会不会在酒菜中下毒呢？”
蒋介石听后笑了，他一边摇头一边操着藐视的口气说道：“李德邻既不是当今的张汉卿，也没有古代荆轲的胆量，他演不出搏浪一击的戏剧来！”
“父亲，”蒋经国猝然变得严肃起来，“您不是常对我说‘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老话嘛，在此国难之际，万万不可大意啊！”
对此，蒋介石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
李宗仁虽然对蒋介石满怀怨尤，但今晚设宴款待蒋介石却是真心诚意的。当蒋介石入座之后，他缓缓地站起身来，伸出右手端起面前溢**着美酒的高脚酒杯，有些怆然地发表祝酒词：“现在是国难当头，难以饮下杯中的美酒。今晚为欢迎蒋公的到来，我提议：为了借酒明志，共赴国难，干杯！”
李宗仁此举是学着古人歃血为盟的样子，弥合他与蒋介石之间的裂痕。但是，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不仅不领情，反而端起酒杯，十分冷漠地说：“随着福建漳厦会战、湘南衡宝会战的结束，东南厦门、中南广州等地，不日就会落入共军之手。为此，我希望我们的李代‘总统’德邻兄，尽快把设在广州的首都迁往重庆。”
“蒋公，”李宗仁听后震惊不已，“我们不是要誓死防守两广重地吗？”
“连白健生都认为衡宝战役一经结束，两广实难确保，难道德公还有什么回天之力吗？”
“蒋公是如何获悉这一消息的？”
“这是白健生亲口对我说的。不信，你可以去电问健生嘛！”
“原来……”
“另外，白健生决定出任国防部部长了。”
“可我这个代‘总统’怎么还不知道呢？”
“健生对我说：蒋公就宣布吧，德公不会不同意的。”
至此，李宗仁完全明白了：和他同舟共济几十年的老搭档白崇禧最终抛弃了他，真的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再嫁的寡妇”。他迭声说罢“我懂了，我全都懂了”之后，为使自己尽快平静下来，有意地问道：“蒋公，经国怎么没来啊？”
“不要管他，我们吃我们的。”
蒋经国做什么去了呢？多年之后，李宗仁撰文披露了实情：“事后才听到我的副官说，蒋经国率了一大群随员一直守在厨房里，厨司做任何菜，用任何配料，都经他们检查过。出锅后，又须经他们尝过，始可捧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经国在替我做厨监。他显然怀疑我要毒害蒋先生，这也未免太过虑了。”
多年之后，李宗仁谈起此事还禁不住地慨然道：“此次我请蒋先生吃饭，原是一番好意。无奈蒋先生多疑，更因惯于暗算他人，深恐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故授经国严为防范，致造成类似‘鸿门宴’的紧张场面，使我有啼笑皆非之感。”
接着，李宗仁与蒋介石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漳厦战役、衡宝战役的隆隆枪炮声中，又公然地开始了所谓权力的争斗。说起这次权力争斗的缘起也十分可笑，几近儿戏。十月二日，蒋介石突然收到汤恩伯自厦门发来的电报，谓李宗仁发表声明，反对汤出任福建省主席，使其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作战，“决计今日远行”云云。对此，李宗仁事后愤而作了评述：
八月中旬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突然被蒋先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非法“撤职”，其事经过尤为离奇滑稽……汤恩伯忽衔蒋先生之命飞往福州，在机场上打电话给朱绍良，约其来机场相商要公。朱绍良即赴机场相见。汤恩伯遂取出蒋的手令，上称朱已被撤职，遗缺由汤接管。朱接阅手令大惊，声称当同回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促朱即时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般。汤便在福州发号施令，做起福建省主席来……不久，蒋先生派一秘书来穗，要阎锡山在行政院政务会议中追认此一既成事实……阎锡山向我报告此事，并问如何处理。
我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之前只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认此既成事实，实在太不成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做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还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后来阎锡山便在行政院政务会议提名通过，做了一些追认手续，把任命状送至国民政府文官处来盖印。秘书长邱昌渭向我请示，我说：“暂时把它搁下去。”所以这张任命状留在“总统”府中有六七天之久，阎“院长”又来疏通，才盖印发出去。这就算是我的无言的抗议。
过去，李宗仁遇上这类事，他只好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闷在自己的心里了事；而今，他或许也发现大势已去，难以挽回，感到自己再也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决定在国府再度搬迁之前，认真地教训蒋介石一顿，稍纾积愤。这次，李宗仁一改优柔寡断的秉性，说干就干，当即给蒋介石打电话，约他单独谈话。然而，蒋介石却从没有移樽就教的习惯，反请李宗仁来自己的行营晤谈。李宗仁一听气上加气，为泄积愤，又只好违背自己的初衷，满脸不高兴地赶往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仅此一招而言，李宗仁又输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设在梅花村的行馆是陈济棠的前公馆。这座私人住宅是一座大洋房，四周有围墙环绕，另有数座小洋房在四周拱卫，为随员及卫士的住宅。李宗仁抵达梅村之后，蒋介石引他走上二楼一间大客厅内坐下。李宗仁一落座，就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的。”
李宗仁为什么如此郑重地出言相训呢？他认为“蒋先生独裁专制数十年，平日所见所闻都是一片奉承之态，阿谀之言，只有他教训别人，断无人敢对他作任何箴规，更谈不上疾言厉色地教训他了。这次我自思或是与蒋最后一面，然当今之世，论公论私，我都是唯一可以以教训语气促其反省的人。所以我首先便搬出国家的最高名气来压抑他‘舍我其谁’妄自尊大的心理，而服服帖帖地静听我对他的指斥”。李宗仁在历数了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种种霸道之处以后，又厉言提到一年来蒋氏在幕后掣肘的事情。接着，他愤慨地讲：“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各人一再声明，五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但事实上你所作所为却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七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亲至杭州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并擅派周喦接替。嗣到台湾之后，复命汤恩伯到福建挟持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离闽，擅派汤氏代理福建省主席兼绥靖主任。凡此皆属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李宗仁越说越气，又把怒气通通地撒在汤恩伯的身上，他在指斥汤氏这些年来在军政两界的昭著败绩之后，猝然站起身来，愤怒地说道：“像汤恩伯这样的人，你也倚为心腹，能不坏事！”
蒋介石是属于那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政客，他的嬉笑怒骂历来是视情而为。把话说白了，他认为该骂人的时候一定要骂；该忍的时候一定能忍。今天，他坐听李宗仁历数其过失，表面上装作“唯唯诺诺，讷讷不能出口”的样子，实际上他却暗自嘲笑李宗仁的无能。自然，蒋氏清楚李宗仁在政坛上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了，于是含笑向李宗仁有分有寸地道歉：“德邻弟，关于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一事，是我的错，请你原谅。”
李宗仁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或者说心中得到了某种满足，又故作大度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不必再去记忆吧！”
这就是李宗仁，他岂能不败在蒋氏的手下！
这就是蒋介石，他一定会把李氏当做手中的玩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