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因为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与李宗仁反目呢？据史家分析：蒋氏一是认为福州失守，厦门难以确保，福建全省必然很快落于中共之手，所谓福建省主席不过是空言而已，故认为“不可走马换将，应即设法劝慰”，给汤恩伯一个台阶下；再是认为广州失守在即，桂系集团随之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于大陆，加之白崇禧意欲倒戈，李宗仁的代“总统”也就名存实亡了，故不屑于为此事和李宗仁反目，给后人留下一份谈资，遂于翌日十月三日早上六时飞离广州，回到了台北，继续策划逼迫李宗仁让位的大事去了！
蒋介石离去不久，衡宝战役与漳厦战役相继进入尾声阶段，坐镇广州的李宗仁就是在这种情势下迎来了国民党的国庆节。可以想见，李氏作为末代“总统”将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欢度国庆节。更为悲凉的是，广州的十月十日已经微闻炮声，“国民政府各机关早已决定迁往重庆，由民航机分批运送，笨重物件则循西江航运柳州，再车运重庆”。据李氏记述：广州撤退时情况极为凄凉，用李氏的话说，因为他本人坐镇至最后一刻，“市内人心尚称安定，败退的国军亦无抢劫的事情，唯广州警备司令李及兰最后撤出市郊时，竟命令工兵将海珠铁桥炸毁，实属不该”。恰在这时，远在香港的顾孟余先生托程思远向李宗仁建议：“德公不要到重庆去，就改往柳州或南宁‘组府’，务必同蒋划清界限，另搞一套。”其用心可谓良苦！
李宗仁当然清楚顾孟余这一建议的本意是：另组国民政府，重开国共和谈，采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俗话说得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时的李宗仁一是感到自己手中的牌所剩不多了，再是白崇禧就要兵败湘南衡阳、宝庆，白氏绝不会赞同他另组政府，重开和谈。所以，他沉吟许久，借口“我不去重庆，白崇禧的三十万兵就没有饭吃”，拒绝了顾孟余的建议。
十月十二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推进到广州市郊，李宗仁怀着怆然的心情偕随员乘机飞往桂林。翌日也就是广州解放前一天十月十三日，李宗仁又由桂林转飞重庆。
十月十四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接着，又兵分两路向西进袭：“一路循西江而上直捣苍梧，攻击白崇禧部的右侧臂；一路循四邑、两阳直趋嵩、雷，进逼雷州半岛，以切断白部由广西撤往海南岛的退路，构成三面大包围的态势。”结果，白崇禧自衡、宝南撤之后，全军又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换言之，退守广西的桂系败局已定。
撤往重庆的李宗仁的日子更不好过。对此，他多年之后作了如下的回忆：“重庆城防以及川东防务，全系蒋先生的嫡系部队，我的命令不发生丝毫效力，而蒋先生却可为所欲为。我只身在渝，一举一动都在蒋氏心腹监视之下，言行稍一不慎，立刻可以失去自由。”同时，“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径呼为‘总统’了。”结果，一场拥蒋复职、逼李下台的闹剧又在山城拉开了帷幕。
在蒋介石的身边，有一位善观政坛风云的老政客叫吴忠信。昔日，他在南京看到蒋介石混不下去的时候，曾主动地向蒋介石劝退；今天，他又认为李宗仁这位代“总统”当到尽头了，又主动地请李让贤：“德公，我奉蒋先生之命将赴台北，不知你有无知难而退之意？”
李宗仁听后感到是那样的刺耳。他清楚吴氏劝退是有背景的，即使不是秉蒋介石之意，那也代表了国民党中的某些实力派。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大义凛然地说道：“我不准备自行引退，如果蒋先生执意要复职，那就由他自己决定。”
由此开始，蒋介石及其谋士、重臣和门生，把这场闹剧演得有声有色，等到广州失守，李宗仁飞赴重庆之后，蒋介石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由幕后走到台前，数度约所谓党国元老丁惟汾、于右任、吴忠信等人研讨复职问题。但多数人认为，蒋于今年一月二十一日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援引“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此为举国所共识。倘非李宗仁“知难而退”，则蒋不宜径自宣布复职。
蒋介石和李宗仁在性格上的最大差别是：他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成什么，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此，他一方面利用舆论阵地大造“劝进”、“复职”的声势，另一方面动用各种说客活动于李宗仁的门下，劝其“让贤”。
不久，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先后登门拜访李宗仁，他们不敢明言要李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李拍一电报请蒋介石来渝坐镇。但李知其目的，不为所动。旋即，他们便隐约说出希望李声明“引退”，并参加他们对蒋的“劝进”。其中，那位老政客吴忠信更是叨叨不休，气得李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说客见李宗仁态度坚决，不敢再勉强逼李“让贤”。
不久，李宗仁听说蒋介石有意来渝，他认为蒋氏此次山城之行，必然强迫他签署所谓“劝进”书。他思来想去，决定在蒋氏到渝之时，他借出巡为名，暂时离开重庆。但是，再窝囊的李宗仁也难咽下这口气，并认为蒋介石欺人太甚，目无法统。为此，他暗自定下这样的决心：“宪法赋予我以‘总统’职权，我绝不能助纣为虐，违犯宪法与一平民私相授受。我虽知道我反对亦无用，蒋必然要复出无疑，但是我准备维护国家名气的原则却不能让步。”
这就是李宗仁后来在美国与蒋介石争“总统”名气的由来。
俗话说得好：“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白崇禧决计投降蒋介石之后，就在李宗仁启程赴渝的时候，他曾公开说过：“德公到渝后，将设法劝他出国医治胃病。”当四川演成一派吁请蒋氏来渝主持大计的风潮时，他又公然提出以李退白进而换取蒋介石复职的方案：
一、蒋介石宣布复职；
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须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
三、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程思远把白崇禧的上述方案交给了心乱如麻的李宗仁。李看罢气得把这一方案用力摔在了地上，愤慨地说道：“这不仅是失节之为，而且也太恬不知耻了！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啊！……”
对此，程思远却像明镜似的看得一清二楚。他很平静地说道：“德公，您早应该想到哇！我敢断言：蒋某人既然能利用健公把你推向国外，当然也会让拥兵自重的健公嘛，到头来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
“思远，下一步棋该如何走法呢？”
“一、欢迎蒋介石来渝；二、在老蒋到达山城之前，我们折回南宁，再从长计议。”
“对！我绝不在山城见蒋某人。”
“好！我再提醒德公一句话：就是去了美国，也不把‘总统’的帽子捧到老蒋的头上。”
“我还没有白健生那样下贱！”
不久，李宗仁偕程思远等飞离山城，经昆明飞香港，因赴美治病离开祖国，直到一九六五年七月飞回。自然，他与蒋介石合演的这出争权夺利的戏剧也画上了个句号。
也就是在李宗仁飞离重庆不久，蒋介石偕长子蒋经国等随员由台北飞往重庆。蒋经国望着闭目养神的蒋介石，小声问道：“父亲，李宗仁明明知道我们的到来，他为什么要飞回老巢南宁呢？”
“他作为政治家，怎么会看着我取他而代之呢？”
“仅此而言，李宗仁的人品，要比再嫁的寡妇白崇禧好。”
“所以，为父可以利用白挤走李，但李走后我绝不会重用白。”
“父亲此次山城之行欲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只是尽人事而已！”
“难道我们在大陆就只有听天命了吗？”
蒋介石久久没有回答。最后，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时下，我们只剩下毛泽东走错棋一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