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终于从亢奋中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操着另外一种口气问王稼祥：“我们的王大使，根据你的经验，我们下边的戏还会遇到麻烦吗？”
“绝对不会再遇到麻烦了！”王稼祥信心十足地说，“苏联人都懂得，只要斯大林同志与主席定了调子，谁也不敢出一个弦外音。请主席一百个放心，下边的戏会越唱越好！”
接着，毛泽东把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毛泽东负责全局，同时还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以周恩来为首，组成条约起草小组；王稼祥除去协调、联络和苏方的关系外，还要负责有关俄语文本的翻译。最后，毛泽东郑重其事地说道：“春节就要到了，看来我们这些人又要留在莫斯科过春节了。我希望我们的王大使能为我们这些身在异国的同志，过一个地道的中国春节！”
从一月二十三日起，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周恩来出面与苏方谈判条约和各项协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我们起草的”，“苏方对该草案无原则修改”，双方“对此条约无任何争论，即作成定案”。中苏双方如何宣布一九四五年的条约协定失效的办法呢？经协商，“决定采用两外长换文的办法，亦为我方起草，苏方无修改通过。”至此，毛泽东出访苏联最重要的任务——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只剩下履行签字手续了。
相对而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周恩来等在谈判其他协定的时候有过不少的反复。对此，周恩来在亲笔写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关于中长路及旅大协定，我们在第二次会谈时提出三个新的重要意见，第一个是中长路已经过六次波折，照目前情况看，苏联可以不要了，这对中苏两国的团结会更加有利。斯大林同志对此意见，当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中长路可以归还中国，在缔结对日和约后实行。第二个是如果对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路归还中国，斯表示同意。第三个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或租用的产业由中国政府接收，斯亦表示同意。谈后，即由我们担任起草协定。
毛主席在第一次谈话时即已说定中长、旅、大三个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我们原提案乃在第一条将苏联表示放弃对于租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的权利及对于大连和中长路的权宜并交还中国写成协定主文。后来苏方修改文如二月五日电告者，将远东形势起了根本变化的事实及从新处理中长路旅大诸问题的可能性写上，然后分条规定对三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对中长路是说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财产，对旅顺口是说至迟三年苏军自该地区撤退，并有偿移交上述地区设备，对大连港则俟和约缔结后处理，而大连产业今年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在协定外并有议定书，第一项原为无时间条件苏军得在绥满间运兵及运军需品，后改为如在远东发生战争威胁时始得实行，其他两项是有时间性的。我方对苏联修正案及其议定书已表示同意，国内在同意后亦应本条约原文解释和宣传。
对于周恩来的外交风格以及谈判进展，毛泽东是十分满意的！当他看完拟议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草案后，非常高兴地说：“恩来，照这样的速度进行，我们在莫斯科过春节的时候，是可以痛饮它几大杯了！”
或者说应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了！就在留住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王稼祥大使双手呈上一份电文，非常沉重地报告：“主席，总理，这是少奇同志转来的陈毅同志的报告，请您二位审阅。”
这是一份有关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厂的电报。毛泽东很快阅毕这份电文，一边递给身边的周恩来，一边怒拍沙发的扶手，猝然站起身来：“蒋某人伤天害理，丧尽天良啊！”接着，在室内快速地踱着步子。
周恩来边看电文边蹙就愤怒的眉宇，最后，他看着电文沉吟有顷，小声地问道：“主席，你看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乎在这快速踱步中已经想出了应急的措施，遂驻步室中，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一、电告少奇同志，请他急电陈毅，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
“同时，还转告少奇同志，中央一定要作出全权承诺，不惜一切支持上海恢复发电！”周恩来补充道。
“二、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的空军！在没有自己的空军之前，我建议向斯大林提出：请苏联支援我们一批飞机，用于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的防空。”毛泽东说道。
“我赞成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再次补充道，“我看今天晚上，稼祥同志就可以把主席的意见转给苏方。”
或许毛泽东想起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古话了。这时，他又想到了影响全国经济的上海的金融市场，假如不法资本家利用敌人轰炸上海电厂的时机，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搞所谓“红盘”开市，在春节期间再来它一次金融危机，对新政权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为此，他又命令：“请再电告陈云同志，一定要做好反击上海不法投机商制造‘红盘’开市，确保上海人民过好春节！”
所谓上海电厂被炸史称“二。六”事件。该事件的缘起与经过是这样的：蒋介石获悉毛泽东、周恩来相继赴苏访问之后，他清楚毛泽东通过与斯大林谈判，将在政治、军事诸方面与苏联结盟，借以加强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从另一个方面看，必然会削弱蒋记“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他从自己的失败中感悟出这样的从政经验；无论背后有多么强大的盟国做靠山，国内的经济出现了问题就一定会倒台。他历经深思熟虑决定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难得的机遇，在春节前后搞乱上海的金融。其手段有二，一是通过轰炸上海的电厂，把一个霓虹灯充斥的不夜城推向沉夜，借以扰乱上海人民的心；二是通过所谓“红盘”开市，搞乱上海的金融，进而导致全国的经济危机。为此，他首先下达了轰炸上海的命令。
一九五○年二月六日中午，蒋机分四批袭入上海的上空，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密集的民房烟火冲天，五百多无辜居民被炸死。然而轰炸中心目标显然还是美商杨树浦发电厂，这个供应着上海百分之八十电力的心脏部门被反复轰炸，遭到毁灭性打击，机器炸坏，工人死伤甚多，造成全市性停电。”可以想见，上海陷入了解放后最大的一次混乱。
陈毅市长立即在市府召开紧急会议，布置抢修、抢救和各种应急措施，调整防空火力部署，并即刻将情况上报中央以及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当他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全力支持上海，并提出无论有天大的困难，也不能让上海几百万人民摸着黑过春节的口号后，陈毅市长再次召开紧急会议，他一方面向上海人民传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一方面又如实地讲出所存在的困难。他说：“时下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由于电厂被炸，全市一片漆黑，交通堵塞，有很多大工厂被迫停工，人民没有水喝。更为可气的是，潜伏的敌人趁机造谣，流氓阿飞到处抢劫，大大小小的不法投机商借机抢购囤积，搞得人心惶惶，似乎上海的天真的变了！同志们，要挺起胸脯说：上海的天没有变！上海永远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接着，在陈毅市长的主持下，上海市委进行分工，采用军事的手段强行落实如下事宜：
立即通知各区，限三小时内，将一切照明和发电设备都动员出来使用；组织全市驻军和警察，自今晚轮流上街，严密警戒，坚决打击一切不法之徒。同时，立即把现有的高射火力调到法商电力公司警戒，作重点保护。
当天夜里，陈毅待在办公室，守着汽灯，一边接收发自各区的情况通报，一边给中央起草报告。天亮了，他又披着一件黑色大氅，“不顾劝阻，冒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乘敞篷吉普驶往杨树浦发电厂。眼前一片瓦砾，管道断裂，钢梁曲扭，整夜未睡的工人们正在清理废墟。”大家一见市长亲临现场慰问，都流着泪说：“我们晓得，现在发电第一！”陈毅听后二话没说，就“与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沿着炸歪的梯子爬到数丈高的锅炉顶，察看输送带破坏程度，计算恢复部分发电最快需要多久”。空袭警报响了，陈毅和工人们蹲在防空壕里继续研究情况，他大声问工人们：“工人弟兄们！争取四十八个小时恢复部分发电行不行？”
“行！”全体工人同志答说。这时，一位老工人无比愤怒地说了这句有名的话：“请陈市长放心！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这位老工人说的这句话，变成了陈毅同志的一句口头禅。同时，也变成了反轰炸斗争中的一句最响亮的口号：“他们有本事炸，我们就有本事修！”
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获悉这句口号之后，他的内心立即涌动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潮！由此，他更加坚定在未来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必须相信、依靠中国的工人阶级。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中央财委的报告：国内外的投机商利用上海停电，断水之机，决心在春节期间搞垮上海的金融。为此，他越发地种下了对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的难以化解的仇恨！也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他对身边的同志说：“如果上海在春节前没有修复电厂，上海的老百姓在春节前没有买到年货，我们在莫斯科也不过春节！”
毛泽东再次陷入极大的痛苦中！王稼祥、师哲等同志为了让毛泽东能过得高兴些，再次调来一些电影请毛泽东观赏。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只看反映在俄罗斯历史中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片。斯大林听后曾感慨地说：
“毛泽东真聪明，有空就看人物传记片，这是了解历史的最简捷的办法。”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自尊心很强的开国领袖。换言之，他绝容不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类事情！但是，就在这期间，苏方无意做了一件刺激毛泽东民族自尊心的事情。那时，苏联文化部为欢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大剧院演出芭蕾舞《红罂粟花》，特别点名请毛泽东光临。毛泽东问道：“这个剧是什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