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晚，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费德林；我方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师哲等人。
毛泽东虽然在莫斯科留居一个多月了，但自为斯大林祝寿之后，他们之间仅仅通过几次电话，却一直未能谋面晤谈。因此，他们这次相见的时候一定是十分热情的。另外，周恩来早在一九三○年之前就与斯大林相识，并给斯大林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可以想见，斯大林对周恩来的到来也一定是热烈欢迎的。说到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当事人有着各种回忆问世。笔者依据中苏双方的有关材料作如下说明：
据俄方的记录，在互致问候和进行简短的一般性话题交谈后，举行了以下内容的会谈。
斯大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组问题涉及现有苏中协定，另一组问题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日常事务。我想，最好不从日常问题开始，而从讨论现有协定开始。我们认为，这些协定需要修订，虽然以前我们曾认为，可以保留。现有协定，包括条约在内，都应修订。因为条约的基础是对日战争原则。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被打败了，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条约也就过时了。请就友好同盟条约发表意见。
毛泽东：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条约的具体草案，只有一些初步设想。
斯大林：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起草相应的草案。
毛泽东：鉴于目前形势，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借助于条约和协定来巩固我们之间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引起积极的反响。友好同盟条约应把确保我们两国繁荣的一切因素固定下来，还要含有必须防止日本侵略行动重演的规定。因为我们关心我们两国的繁荣，所以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会试图进行干扰。
斯大林：对，日本人还有骨干，他们肯定会重整旗鼓，尤其是在美国人继续奉行他们今天的政策情况下。
毛泽东：我指出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把我们将来的条约同现有条约区分开了。以前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讲友谊，现在情况变了，有条件建立真正的友谊和合作。除此之外，如果说以前是讲合作抗日，那么现在则要讲防止日本的侵略。新的条约应当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方面的合作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将是经济合作问题。
……
接下来，毛泽东与斯大林进入具体问题的谈判。对此，俄方的记录有详细的记述，与我方的记录只有措辞的不同，没有实质性的差异。另外，有关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经过和内容，周恩来亲自执笔写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一份电报，作了客观而真实的记录。
一月二十二日斯大林同志约集谈话。毛主席说明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在条约上固定下来。条约的内容是亲密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帝之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相勾结的其他国家之重新侵略。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说明现有两类问题要解决：第一类为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铁路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第二类为个别请求问题，如军事问题、空运团问题等等。当谈第一类问题时，斯大林对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条约的意见已经肯定下来，并对雅尔塔协定问题说可以不必管它。对旅顺口问题，斯大林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确定归还，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提到大连，斯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关于中长铁路，我们因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故当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五十一对四十九）及由中国同志任局长等三项意见，苏联同志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五十对五十），并另提双方代表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举例如第一期局长为苏联人，副局长为华人，第二期则改为局长华人，副局长苏人。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明我们所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大概的规定。关于借款问题，因须从今年一月算起，我们问可否缩短成四年，斯答很困难。关于第一类问题大致谈定后，即决定中苏双方由米高扬、维辛斯基与周恩来进行具体会谈，后在会谈时苏方加入葛罗米柯、罗申，我方加入王稼祥、李富春。关于第二类问题，军事及空运团，当商定先由刘亚楼与布尔加宁研究材料，其他各项则另定商谈程序。
笔者审阅了俄方的记录，也认真地拜读了周恩来写给中央的上述报告，都证明中苏双方会谈我方的主角是毛泽东。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笔者曾读到过一些所谓的专著，信笔写道：由于毛泽东不善谈判，致使中苏会谈出现了僵局。在这样的前提下，毛泽东只好请天才的外交家周恩来到莫斯科，终于打破僵局，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意）。笔者不想推断这些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写，如稍有一点外交常识真正了解周恩来外交风格的人也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据俄方的记录，周恩来在听了苏方莫洛托夫插话后也开始发言。请看如下记录：
莫洛托夫：在两个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共同管理某个企业时，一般都规定双方对等参与和轮流担任领导职务。在旧的协定中，铁路管理工作归苏方。但在今后，我们认为需要规定轮流履行管理职责，如可以两三年轮换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应该撤销中长铁路的现有理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代之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职务由中国人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提出建议，这个问题需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讲共同管理，那就要轮流担任领导职务，这样才更合逻辑。至于协定有效期限，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是否需要改变双方的投资比例，代替现有的对等条件，把中方投资增加到百分之五十一？
莫洛托夫：这会违背现有的双方对等原则。
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结束，驱车回到姐妹河别墅已经是深夜了，但是他依然沉浸在亢奋之中。在他看来，由于他与斯大林商定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原则，以及有关解决旅顺口问题、中长铁路问题、贷款问题等，所以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今天晚上与斯大林同志的谈判，是我来苏联一个多月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
对此，周恩来认为毛泽东的评价是准确的。因为，从此新中国就打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并确立了新中国的外交格局。与此同时，他从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去看，说明毛泽东的外交策略是相当高明的。为此，他也非常激动地说道：“主席，我认为今晚取得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主席带领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打了一个大胜仗！”
“这个大胜仗的得来，我们应当感谢斯大林同志。”毛泽东把话题一转，又讲起了会谈中有关贷款的事情，“应当说，斯大林还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他知道我们困难，三亿美元的贷款只收百分之一的利息，是相当优惠了。”
“是啊，他们贷给东欧民主国家的款，是收百分之二的。”周恩来说罢近似玩笑地说，“我记得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半开玩笑地问主席：怎么样？你们如果有钱，我也可以改收百分之二。”
“当时主席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聪明地摇了摇头。”王稼祥也凑趣地说道。
“我当然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了！”毛泽东说罢又习惯地数起手指头，“对三亿美元而言，多百分之一就是意味着一年要多拿三百万美元的利息啊！”
毛泽东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简言之，参加会谈的和没有参加会谈的，都为毛泽东在这次谈判中取得这样的胜利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