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向来自傲的前敌总指挥薛岳的心理很不平衡。他认为：“中央军与地方军反共本质虽一样，但对红军作战方针不同。粤、湘、桂军只要红军在粤、湘、桂不是久留创立根据地的话，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军薛岳部没有境域观念，任何时候都要死拼，否则就有被撤职查办的危险。”另外，“此役薛岳所带的部队，除周浑元三个师加入战斗外，他亲率的两个纵队几个师作为机动兵团，在战役中未打过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按该路军在赣湘地境落伍、伤病官兵事后调查共九千余人），疲于奔命。但薛岳名利心非常强，看到粤军在延寿之役，桂军在灌阳、新圩之役，湘军在全州觉山之役的告捷，分别受到蒋介石嘉奖时，就要吃醋，说别人‘车大炮’（粤语吹牛之意）；特别是周（浑元）纵队在宁远、道县及湘江东岸追击获有战果（危害红五军团）未受嘉奖，他很怪何键偏心，有些愤怒”。时下，桂军利用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又如此热闹地大做文章，他认为这是桂系白崇禧有意在全党面前丢他的丑的同时，给蒋介石下不了台。他一怒之下赶到南昌，向蒋介石、陈诚揭露李宗仁、白崇禧在湘江截击战中的真相，以及如此而为的目的。最后，他愤愤地说了这句史有所记的话：
“委座，我可以这样说：湘、桂军不是我们中央军监视压迫他们，他们一仗也不会打呀！”
出薛岳所料的是，蒋介石听后并没像他想象得那样大光其火，相反，却显得是那样的平静，只是淡淡地说道：
“中国有一句俗话：会叫的狗不可怕。回去后要把心静下来。记住：一切要听我的。”
“对，对！”陈诚生怕有勇无谋的薛岳没听懂蒋介石的话意，又有意从旁诠释，“一切要唯委座之命是从！”
但是，薛岳依然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对他的忠诚是这样的冷淡。当他再一琢磨蒋介石的话中含有到此结束的意思，故只好向蒋氏行过军礼，告辞退出，并又愤愤然地回前线去了！
在蒋介石“剿共”的棋盘上，蒋认为在湘江与红军的较量已经告一段落。他之所以还要做上面那些文章——对参加湘江堵击战役的方方面面采用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手段又打又拉，或打拉结合，完全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心怀异志的地方实力派，继续和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进行第二阶段的较量。因此，他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新闻媒体：在大谈湘江之役胜利的同时，从各方面报道中央红军“败走麦城”的事例。自然，他改变舆论导向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打着给参战部属所谓“鼓劲”的旗号，还要在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造成一个“剿共”大获全胜的景象，为自己在四届五中全会上捞得更多政治上的分数。
这也就是蒋介石冷处理薛岳告状的原因。
同时，蒋介石的心里却十分清楚：中央红军虽然在湘江之战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但这支队伍毕竟渡过了湘江西去。根据他自己核对的数字：中央红军至少还有三到四万人枪。当他想到发动第一、二、三次“围剿”的时候，那时红军还没有这样多的队伍，就把他少则十万、多则几十万的军队打得一败再败！一旦这三四万红军在西南边陲安营扎寨，重建根据地，再进行“围剿”可就更难了！
这就是蒋介石此时此刻最大的心病！
正当蒋介石在南昌与行营中的部属密谋新的计划，准备围追堵截渡过湘江西去的中央红军的时候，突然，被蒋氏称为文胆的陈布雷先生由南京匆匆赶来南昌，为四届五中全会文件最后定稿一事求蒋审定。
陈布雷，字畏垒，浙江慈溪人。早年在家乡就读，后考入浙江高等学校。在读书期间，由于他的形象长得宛似面包，同窗遂用英语的中文译音布雷戏称。久而久之，他索性改名叫布雷。后任《天铎报》、《申报》、《时事新报》、《商报》的记者、译述员、总编辑等职。在其长达十余年的报人生涯中，他依一支生花的妙笔大震江南的报坛。实事求是地说，在与保皇党的论战、为共和体制的催生等方面，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得以与戴季陶、邵力子等报坛名人相识。
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为争夺接班人地位展开了激烈的角逐。蒋氏先后以娴熟的纵横之术相继打败了极右派胡汉民、假左派汪精卫，取得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接着，他又统领三军，誓师北伐，在底定武汉三镇之后又挥师东指，攻占南昌。正当蒋氏决计荣登九五之尊的时候，汪精卫在法国声言回国承继大统。聪明的蒋介石清楚自己的弱点，必须找到一位能与汪精卫对垒的行文高手，方能战胜有南国纵才之称的汪精卫。就这样，陈布雷被蒋氏请到了南昌，并破例给予了同榻议事的殊荣。从此，陈氏以所谓知遇之恩事蒋，写秃了手中一支又一支毛笔。时人云：《蒋中正文集》实乃出于陈布雷之手。此话是没有错的。
陈布雷虽是一代通硕大儒，但对历代帝王奉为治国之策的纵横之术却不甚了了。他向蒋氏汇报过四届五中全会的准备情况之后，又像历代忠诚的谏臣那样，详谈了未来“追剿”中央红军的各种担心。大意谓：湘军何键“剿共”的真实目的是为自保湘境利益，不会与中央同心同德，倾湘中军队和红军对垒。另外，他手下的十万湘军连萧克、贺龙属下的红军都应付不了，万一中央红军再安抵湘西，与之会合，那何键的湘军就只有望红军而却步了！黔军王家烈的部队既不会保境，也不会安民，虽无多少战斗力，但却精于搜刮民脂民膏。另外，黔地古称夜郎国，不仅自大无人，而且还盲目排外。像何应钦这位贵州名将，就是因为受到排挤才改换门庭的。因此，黔军不仅难以阻挡中央红军入黔，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央红军新的落脚地。说到云南王龙云，他曾是唐继尧的属下，深谙唐氏当年倡导各省自治的理论；另外，他本人是彝族，是孟获的后代，时下只有采取当年孔明欲擒故纵、以夷治夷的策略予以安抚，使之听命于中央，靠龙云帮着中央“追剿”中央红军几无可能。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
“自民国以来，西南边陲数省打着自治的旗号各行其是，如今共匪再乘机窜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陈布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讲的上述情况也是事实，而这些属实的情况早在蒋介石的头脑中不知转了多少遍。但是，陈布雷和蒋介石的最大区别在于：陈氏为上述那些属实的困难担忧，蒋氏却在为困难担忧的同时，能积极想出对策，因势利导，进而达到变乱为治的目的。蒋氏就是本着这一原则，向陈布雷讲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话：
“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陈布雷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恍然醒悟：“啊！在政治上，蒋介石早已设下了一个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计谋！”他深感自己是学而论道，过于迂腐；越发地觉得蒋氏确有过人的胆识，自己的晋谏不过是杞人忧天，故欣然告退了。
但是，蒋介石确定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双管齐下的计谋只是一种战略设想。时下，当务之急的大事是，必须尽快确定红军突围西去的落脚点选在什么地方？唯有如此，才能制定新的“追剿”中央红军的方案。就上边所说的战略构想而言，这是具体的战术问题。为此，他召来爱将陈诚，与他一道密商。
陈诚认为：既然中央红军突围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西行，那么他们渡过湘江西去的落脚点一定也是与湘西的萧克、贺龙所部会师，在湘、黔、川、滇四省交界处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要严令何键所部集中优势兵力在湘、黔边境张网以待，聚而歼之；与此同时，要命令桂军在桂北山区防堵与侧击，要速令贵州的王家烈在乌江岸边阻止红军进入贵州，要责令薛岳所率中央军乘势尾追。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
“此役不敢预言全歼西窜的共匪，但对共匪的创伤一定会大过湘江之战。”
“如果共匪的落脚点不是选在湘西，而是西出贵州呢？”蒋介石蹙着眉头问道。
“我看这种可能性很小。”
接着，陈诚走到作战地图前面指出：贵州地瘠人穷，共产党在此又没有基础，想在贵州站住脚的可能性极小。如果红军在贵州难以落脚，他们只有北渡长江，沿着当年翼王石达开的路线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最后，他又说道：
“此行不下万里。作为久困之师，岂不犯了兵家大忌？”
“他们唯有走此路线，我才可收到完全掌握西南诸省之效！”蒋介石沉吟片时，“如果共匪果然按照你说的路线溃窜，他们会全军覆没在湘西吗？”
陈诚微微地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