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这次由中央负责人召开的临时紧急会议，不可能作出党的重要决议，但因为它关系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故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结果。为此，他不仅做了有理有据的准备，而且还和有关与会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对此，时任总政宣传部联络员的罗明去看毛泽东，恰碰上了毛与张闻天在进行交谈。大意谓：
洛甫同志先谈红军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激烈战斗和渡湘江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他说，敌人已发现了我们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相当大的兵力，企图包围我们，现在处境困难。今后应该怎么办？还想不出好办法。接着毛主席说：一九三三年冬第五次反“围剿”不久，发生福建事变。我主张红军主力要突进到江浙地区，迫使敌人回援。这时，我们可与十九路军配合，共同打击蒋介石的进攻，趁机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当时你们不出兵。敌人打败了十九路军后，又回来向我们根据地“围剿”，继续采用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后来我又提出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地区前进，调动江西的敌人到湖南地区予以消灭，你们又是不听。现在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再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经调集了五六倍的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
从罗明的回忆我们可知，这是毛泽东向张闻天讲述中央红军为什么没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所在，以及为什么必须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坚决向贵州前进的原因。由此，张闻天在通道转兵问题上完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
但是，李德在周恩来讲完开会宗旨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阐述了他力主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根据。多年之后，他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即在通道举行的临时紧急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从上述李德的回忆可知：他不顾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依然是坚持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既定方针。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毛泽东最强有力的反对。毛在论证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之后，又分外激动地说道：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不被敌人消灭，然后才是消灭敌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时下的彼——蒋介石所部正在湘西张网以待，其兵力又优势于我达五六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
张闻天早与毛泽东、王稼祥交换了意见，因此，毛泽东这掷地有声的发言结束之后，未等李德反驳他就抢先说道：
“我再补充一点：红军自打湘江一战，士气低落，弹药不足，如果不改变北出湘西的计划，不仅等于自投罗网，而且还要和以逸待劳的强大敌人作战……”
“结果嘛，”王稼祥再也忍不住了，他替张闻天的发言作了结论，“失败得比湘江之战还要惨！”
李德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一边说：“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一边起身走到军事地图前面，指指点点地大声说道：
“毛的结论，是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战斗力。我认为红军有能力从敌人的背后或缝隙中穿过去，继续转向北方，与红二、红六军团建立联系，与贺龙、萧克所部在广阔的地区向敌人进攻，在湘黔川交界处创建根据地！”
毛泽东表现得十分冷静，采取有理不在声高的方式，质问道：
“请问：如何从数倍于我的强大敌人中间穿过去？”
李德被问得嗫嚅了。毛泽东又不紧不慢地问道：
“再请问：我们又如何确保三万多红军不重蹈湘江之战覆辙？”
“……”
“李德同志，”毛泽东提高声调，两只炯然有神的眼睛盯着李德，“谁来承担未来红军全军覆没的历史责任？”
李德终于被激怒了！“难道要我一个德国人来承担吗？可笑！可笑！”他说着，浑身颤抖着走出了会场。
毛泽东是一位民族意识极强的革命家，他一见李德拂袖而去的样子，猝然之间也生起了无名之火。他再巡视与会者的表情，又想起了刘伯承同志与李德发生冲突时的情景，无比悲愤地说道：
“还是伯承同志说得好啊！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侮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他这种中途退场的行为是错误的！”
博古一见李德中途退场就来了火气，再一听毛泽东出言不逊的讲话也无法再忍下去了，他竟然操着党的领导者的口气大加训斥：
“老毛同志！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毛泽东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他拍案而起，大声反驳：
“我毛泽东也不能无原则地向洋大人俯首称臣，当孙子！”
会场的气氛骤然达到了沸点。
这时，周恩来忙站起来，伸出双手示意大家落座，然后说道：
“大家都不要火气太盛，好啦，好啦，我们再回到正题上来，继续开会讨论。”
参加会议的实际上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以及最高“三人团”。如今，李德拂袖离席，周恩来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博古还能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意见呢！因此，会议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是日下午七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日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李德是绝不会承认自己是错了，他对与会者的表现一直耿耿在心。到了他晚年写《中国纪事》一书的时候，他还火气十足地写下了这段话：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即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贬义的称谓）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即徐向前同志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临时紧急会议结束不久，李德就收到了那份“万万火急”的电令，知道会议“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诚如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李德一见周恩来那有些激动的情绪，认为周准备转向被他称之为的“中央三人小组”一边，遂又求助于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