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周恩来再次处于左右为难之中！
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在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转移中，最高“三人团”握有绝对的权力。因此，周恩来作为“三人团”中的一员，对中央红军的命运自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他在“三人团”中处于少数，加上不懂军事的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就是不赞成，也不会影响“三人团”形成决议。与此同时，他从失败中，尤其经历这次湘江惨败之后，逐渐从“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的认识上升华了，他不仅承认毛泽东过去在指挥红军作战方面是正确的，而且在这次红军突围转移中，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是正确的。另外，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立场、观点在改变，并在毛泽东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反对最高“三人团”的三人核心。从此，毛泽东一人的意见就成了三人的意见。如果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继续以所谓的多数行使否决权，并坚持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既定方针不变，他周恩来何以对党负责？又何以向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位同志交代？他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收到了毛泽东的建议：停止执行北出湘西的计划，改道向贵州进军。他经过审慎的思考，遂决定把这一建议提交最高“三人团”讨论。
李德有着大日耳曼民族那特有的傲慢与自负，同时在他的军事观念中还顽固地认为：最高统帅部就是一切，其他的指挥员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绝对没有干预最高统帅部的权力。这样一来，他必然和个性极强且又有着完整的军事思想的毛泽东形同水火。久而久之，李德对毛泽东就形成了一种很难改变的成见。换言之，只要是毛泽东提的意见，他就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加以排斥、反对。因而，他刚刚听完周恩来讲述的毛泽东提出的新建议，便不无鄙夷地哼了一声，大声说道：
“毛泽东提的西出贵州的方案是错误的，没有必要进行讨论。我们必须坚持既定的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方针！”
虽说李德的发言是在周恩来意料中事，但他或许是想到了这步棋事关红军的存亡，也或许是对李德这种蛮横作风的不满，他并没像往常那样，耐心地向李说明有关的情况。他在有意冷落李德的同时，又铁青着脸向博古施加压力：
“博古同志，你的意见呢？”
博古于军事是地道的门外汉，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离开李德这个拐棍就寸步难行。虽说他至今还认为，李德在红军中是最有权威的统帅。但是，他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尤其是湘江惨败也不能不向自己提出“为什么”？孰是孰非，他没有定见。他再一听周恩来的话音，顿感周的态度也发生了倾斜。因此，他只好又转向李德，向他崇拜的军事权威求救：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者，他甚至连敌变我也变这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另外，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到湘江惨败这样的下场，就是因为红军是无依托作战。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只要北出湘西，完成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就一切完事大吉了！出于同一指导思想，他认为贵州省没有红军开辟好的根据地，中央红军到达贵州依然是无依托作战，难免再遭受新的挫折。所以，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
“一、红军必须有个家，再也不能无目的地到处流浪了；二、今后就是和国民党军队决战，也必须有个牢固的根据地。而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博古听后，认为李德说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依照往常的惯例，他这位负总责的最高领导者就可拍板定案了。或许是失败太多少了几分自信，也或许感到周恩来的态度有点不对头，他沉吟片时，又转向周恩来：
“恩来，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首先认真地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接着又指出红军大败之后未有休整，不能再进行大的战役，最后他沉重地说道：
“就我们掌握的确切情报，蒋介石所部十万军队在湘西张网以待，我们北出湘西，就一定会陷入敌人的重兵包围，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
李德一听周恩来的主张与毛泽东的建议如出一辙，顿时就火了起来，大声责问：
“难道西出贵州就没有危险吗？只要我们一踏进贵州的地界，蒋介石还会把滇军、黔军、川军，甚至陈兵湘西的十万重兵调往贵州！”
周恩来再也不能忍耐李德如此飞扬跋扈了！但是，他所采取的态度绝不是以硬对硬，压服——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也压不服李德，而是依据孔子的教诲“大辩非辩也”的传统行事，他猝然之间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只见他目视远天，却不再说一句话。
在李德的心目中，周恩来是最有修养的东方人。自从他进入中央苏区，在与周共事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有过分歧和争论，但他从未见到周会气愤成这个样子。所以，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收场，于恍然中大口地喘着粗气。
博古与周恩来相识有年了，他也从未看到周恩来有过这样的表情。他作为政治家，知道周恩来在这盘棋上的作用。或许是出于这种政治方面的考虑，他认为周恩来不能步张闻天、王稼祥之后转到毛泽东那边去，最高“三人团”还应当保持应有的稳定与权威。于是他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客气地说道：
“恩来，你看该怎么办呢？”
周恩来果真把眺望远方的视线收回，看着博古那副虔诚的样子，他沉吟了片时，低沉地说道：
“像这样关系红军存亡的大事，恐怕不能再由我们三人说了算！”
虽说周恩来的意见等于变相解除了最高“三人团”的绝对权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为博古摘下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因此，他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正当这尴尬的局面无法完全打破的时候，一个通讯员骑着马急驰而来。他滚鞍下马，行过军礼，大声说道：
“报告！我先头部队已攻占通道县城。”
博古与李德听后高兴异常，但是他们一看周恩来依然驻步原地沉思的表情，遂又有些茫然。博古问道：
“恩来，你看……”
“应当命令部队在通道休整三天，”周恩来说罢看了看博古与李德的反应，接着又说，“我们应当召开会议，并请有关的同志参加，研究决定下一步红军转移的路线！”
通道位于湖南最西南方向的一个穷县城。它南接广西，西连贵州，向北走去就是红二、六军团建立的湘西根据地。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属于旧社会那种三不管的县份。早在红军抢渡湘江之前，这里的富甲豪绅就吓得不是南走广西，要么就西去贵州和云南；待到红军撤入西延和龙胜山区之后，那些只会拿着枪吓唬百姓的民团和驻军，就已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因此，我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于十二月十一日赶到通道县城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拿下了这座县城。十二日，为确保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我红一军团主力和第九军团集结通道及附近地域；第三军团主力进到长安堡地域；第五、第八军团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西移；野战司令部、军委纵队到达芙蓉镇”。而最高“三人团”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也于同日进驻通道县城，并在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
有关这次会议的性质、名称，史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这是因为它既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革军委会议，但会议的参加者却是当时党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另外，由于李德事后写的回忆录称这次会议为“飞行会议”，故史家众说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