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这前后，傅连暲同志骑着马行进在狭窄的山路上，突然马失前蹄，连人带马跌到山下的河中，马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傅被摔在浅滩上喝了许多水，当时昏迷过去。傅得救了，但放在马上的毯子和被子连同马一道被水冲走了。毛泽东听说之后，忙把自己仅有的一条毯子拿出，请警卫员给傅送去。傅见到毯子如见毛泽东，他怎么也不肯收下。这时，前来慰问的张闻天同志说道：
“主席给你，就收下吧！这是什么时候，还客气什么！”
傅连暲无限感激地收下了毛泽东送来的毯子。
与此同时，王稼祥向毛泽东通报了如下情况：黎平会议之后，博古在李德的鼓动下仍想推翻黎平决议，坚持沿黔东向北进发，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另外，某些人听说黎平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成的，心里不舒服，并在下边搞非毛活动。毛泽东听后显得十分平静，似乎是他所料中事。他沉吟片时，问道：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谁呢？”
“是凯丰同志。”
凯丰，原名何克全，是江西省萍乡市人。大革命时期，他赴苏留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王明小宗派集团中的骨干成员。一九三○年初冬回国，先于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评价，遂与王明等人发难，把矛头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在他们的苏联恩师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把王明、博古相继捧上台。不久，凯丰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并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征前夕，他任团中央书记。就在黎平会议结束不久，他敏感地觉察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正在结成反最高“三人团”的小集体，而周恩来已经从“三人团”中分化出去，逐渐站在了毛泽东他们一边。为此，他主动找博古、李德研究对策。
说来也很有趣，红军在按照李德的军事路线打败仗的时候，无论在多么难走的山路上行军，李德与博古都不曾说过一个“难”字。而今，红军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李德就指着身旁的悬崖峭壁大发牢骚：
“这就是游击大王毛力主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第一个恶果，把数万名红军指战员送入这样的绝境！”
李德的牢骚在博古的心中引起了某种共鸣。他一听说第一个恶果就下意识地问道：
“那第二个恶果呢？”
“把三万余名红军置于乌江背水一战的绝境！”李德说罢冷笑了一下“到那时嘛……”
“会置之死地而后生吗？”博古担心地问。
“那就要问问你们中国的上帝——老天爷会不会保佑红军了！”
博古似乎又失去了主张，他望着老同学凯丰，近似自语地说：
“那该怎么办呢？”
“你们利用‘三人团’在军事上的最高权力，否决黎平会议有关红军战略方向的决定！”凯丰说罢看了看李德的表情，又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线！”
“可黎平会议……”
“博古同志，”凯丰未等博古把话说完就断然地说，“明眼人一看即知，那是老毛演的项庄舞剑把戏！”
“这我清楚，”博古把头一昂，“老毛想否定我们执行的国际路线，那是办不到的！”
“博古同志你太书生气了！”接着，凯丰分析了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周恩来近来发生的变化后，又说道，“关键的棋子是周恩来，因此下一步棋成败得失，全在周的身上！”
博古与李德经过缜密的研究，遂决定在红军抢渡乌江之前和周恩来进行所谓摊牌式的谈话。
这天傍晚，博古把周恩来找来一本正经地说道：
“恩来同志，我和顾问李德同志的意见：必须召集紧急会议，重新审议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战略方向！”
“照这样说来，你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了？”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是的！这不仅关系到红军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们‘三人团’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
对此，周恩来肯定也想过了。但是，他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只是用反问的口气说道：
“你和李德顾问恐怕更担心的是后者吧？”
“你难道愿意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吗？”博古说罢看了看表情凝重的周恩来，又以近似威胁的口吻说道，“你应该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吧？”
“我当然知道！”周恩来终于暴怒了，“可我想得更多的是三万多名红军的生死，中国革命的存亡！”
博古一听愕然，再一对照自己的境界，甚感羞愧。他无言以对，匆忙告辞离去了。
毛泽东认真地听了上述争议之后，陷入了沉思中。他知道产生问题的关键是：红军突围转移之前，中央把军事指挥大权授给了最高“三人团”。换言之，如果要确保黎平会议决定以及今后与最高“三人团”相悖逆的军事计划的执行，中央必须收回授给最高“三人团”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但是，最高“三人团”成员不仅有党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且还有威信很高并握有实权的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他们三人万一追究解除最高“三人团”指挥权的理由，又该做何答复呢？如果提出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周恩来会赞成吗？中央政治局中又有多少成员会投赞成票呢？再者，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央进行人事变动，都必须预先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而今，由于中央红军突围转移，随红军转移的党中央已经和共产国际失掉了联系，如果博古、李德以及凯丰等人借口未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拒绝召开人事变动的中央会议又该怎么办呢？……对此，毛泽东实在是拿不准。
但是，火气正盛的王稼祥却没有毛泽东这样多的顾虑。他认为中央红军走到今天，责任完全是最高“三人团”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事到如今，他们，尤其是博古和李德不仅不总结失败的教训，接受大家的批评，反而还利用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权威，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把红军引向更大的灾难中，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怎么办？他坚持召开中央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自然，他也想到了与此有关的其他人事变动。这就是他找毛泽东交谈的原因。
“老毛，”王稼祥严肃地说道，“我了解博古，他是一介书生，军事上又完全听命于李德，还把这位洋军事顾问捧上太上皇的宝座，这样下去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