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可他、他”姚秀芝的思绪变成了一团乱麻。她清楚地知道，如果这种谈话再继续下去，她会痛苦到发疯的境地。为此，她匆忙站起身来，慌忙地说了一句：“我看看伤员去！”就象一个小偷似地逃去了。
霍大姐的努力再次失败了，难以理解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何时才能找到打开她心门的钥匙呢？”她站起身来，跟在姚秀芝的身后，也去察看伤病员了。
霍大姐很早就做了母亲，长征前夕，她忍着极大的悲苦，把两个不满五岁的伢子送给了家乡的老俵，可是她那颗做母亲的心一天也没平静过。行军的路上，每逢看到老乡的孩子，她都会联想起自己的心头肉；露宿的梦中，也常常因为孩子扑到自己的怀抱里、或被还乡团残酷地杀死页惊醒。为此，她时常对姚秀芝发着这样的感慨：“我们妇女的痛苦，多半是来自家庭和孩子。”姚秀芝十分赞赏这句话。这些年来，她饱尝了丈夫酿制比黄连还苦的酒，只有孩子才是中和这苦酒的药剂。因此，每当霍大姐和她谈起孩子，她就会想起比亲生女儿还亲的彤儿。彤儿十多岁了，跟着姚秀芝长大成人。多年来，母女二人相依为命，默默地为党工作着；进中央苏区以后，她是红军剧团最小的成员，会唱歌，会跳舞，自然还能演奏一手不错的小提琴。每当同志们夸奖彤儿天资聪颖，承继了母亲那非凡的才气的时候，姚秀芝的心中就会泛起一阵阵甜滋滋的味道；每当彤儿天真地问她：“妈妈，我能去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提琴吗？”她的心中又会掠过一丝悲凉，但她又立刻回答女儿“能一定能。”姚秀芝突然被隔离审査了，张华男借口不要给彤儿心灵上造成创伤，强行把她们母女分开了。每到万籁俱寂的深夜，长空就会飘**着彤儿思念母亲的歌声、琴声。姚秀芝伫立在隔离室的窗前，眺望着空中的明月，静静地听着这歌声和琴声，猜想着女儿忧伤的心情。长征以来，她听到的不是枪炮声，就是伤病员的呻吟声，惟独没有听到那如泣如诉的琴声和歌声。”霍大姐逐渐地知道了姚秀芝这种特殊的母女之情，每当她想做个好心的搭桥人的时候，老马那固执的形象就又闪现在眼前，那可怕的株连事件，又象是一群嗡嗡的苍蝇在包围着她，使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善良的念头。”
十二月十一日，红军西进到通道县城，突然决定原地整休，等待命令。老马接到通知，立即赶到张华男的驻地汇报；霍大姐决定趁机去城外看看久别的丈夫。事有凑巧，霍大姐回来的路上，看”随军长征的剧团在忙着筹粮。她找到了彤儿，叫到一边声地问：“想妈妈了吗？”
“想”彤儿猝然鼻子一酸，啜泣起来。
“别哭！别哭”霍大姐神秘地使了个眼色，压低声音说：“快装做肚子疼痛的样子，阿姨带你看妈妈去！”
彤儿跟着霍大姐来到了红军医院，当她看见久别的母亲蹲在一个大木盆的前边，默默地洗着那带血的纱布的时候，她惊喜地叫了一声“妈妈”飞身跑到跟前，一头扎在姚秀芝的怀里失声地哭了。姚秀芝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这就是现实，因为象这样母女相会的情景，她在梦中不知见过多少次了！直到她看见彤儿仰起泪睑，望着她那惊愕的神色，摇着她那呆滞如木的身躯，哭着问妈妈你这是怎么啦的时候，她才蓦地叫了一声“彤儿！”紧紧地抱住彤儿哭得发抖的身子，淌下了一串串热泪。”站在一边的霍大姐也早已泪水满面了，她不忍心再看这母女相会，可又怕被老马撞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故又不得不打断这刚刚情的母女会，关切地说：“秀芝！你母女快说说心里话吧，老马回来以前，我还要把彤儿送回去呢。”姚秀芝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哽噎着说了一句“霍大姐，我谢谢你了。”她轻轻地擦去彤儿满脸的泪花，带着彤儿走进了自己的住处。
霍大姐蹲在木盆前，刚刚洗了一珙纱布，老马就闯进了院子。她为了掩护姚秀芝母女在屋内相会，急忙起身拦住老马，询问见到张华男的情况。正当老马傻乎乎地讲述中央可能在道县开会的消息的时候，屋内传出了姚秀芝和彤儿伤心的啜泣声，他愕然地问：“姚老师和谁在屋里哭啊？”
“这……这我可得看看去”
“不行！”霍大姐一步跨到老马的身前，拦住了去路，神态格外的严肃，但语调又是那样的恳切，
“老马！今天看在我的面上，你也不能进屋去。”
“为什么？”
“不要问了，有朝一日我会告诉你的。”
“这样做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这时，屋内传出了彤儿格外伤情的哭声，以及姚秀芝悲切的话声：
“彤儿！听妈妈的话，快回剧团去吧。”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妈妈，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呜呜”老马全然淸楚了，他蹙着眉头沉吟了片刻，很是不安地问：
“彤儿怎么来的？保卫局知道吗？”霍大姐说彤儿是来医院看病的，颉道看看母亲，没有任何人知道，也希望老马装做没看见，不耍向保卫局汇报。
“这……怕不好吧？我的职责就是对付红军中的所谓敌人，对吧？”
霍大姐猝然发怒了，两只冒火的眼睛瞪得又大又圆，愤然地说：“国民党还许探监呢，你们为什么连彤儿看母亲的权利都给剥夺了？”
“这……这是最惨无人道的事情，你懂吗？”
姚秀芝领着嚎啕不已的彤儿走出了屋门，十分理智地说：“霍大姐，你把彤儿送回去吧，这，我就很满足了。”彤儿紧紧抓住姚秀芝的手不放，不住声地哭喊着“我要妈妈”姚秀芝痛苦地合上了双眼，蓦地用力把彤儿推下台阶，转身进屋，咣当一声，又关死了屋门。
摔倒在地上的彤儿哭得更是凶，扶起彤儿，“老马同志这事与霍大姐无关，希望你汇报的时候，要尊重这个事实。”旋即又坐在木盆前，哗啦哗啦地洗起了带血的纱布。
“我谁也不汇报”老马转身走了。但他做出这样的决定，还是十分矛盾的。”老马曾经任过张华男的警卫员，被称之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绝对可靠的肃反战士。长征前夕，他受张华男之命，押着姚秀芝来到了红军医院。当然，他还负有其它的使命，如在暗中监视霍大姐，以及其他所谓的嫌疑分子。
时间，是改变人的认识的条件；生死，是考验是否忠诚于革命的分水岭。历经一个多月战火的洗礼，姚秀芝这个囚徒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慢慢地起着变化。他经常地自问：“姚秀芝为什么要当托派呢？她在家当小姐，在国外当艺术家，在气军里当指挥员，不都过得很幸福吗？她既然加了托派，为什么死活都不承认呢？再说她的言行，我看更象是一个，老马知道姚秀芝是张华男的妻，自己的老婆都今红火的革命年代，免不了悄悄地同霍大姐发几句牢骚，说几句怪话。
霍大姐对革命忠心无二，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近几年来，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怪人怪事，尤其是那些借肃反之名，进行着党同伐异，随意整人的事情，令她十分恼火，可又怯之三分。她终于学会了适应的办法，文明的说法，就是要讲究策略。例如，她发现老马的思想开始松动了，就通过回忆共同走过来的路，说明现在这种无目的地逃跑是错误的。为了改变老马对姚秀芝的态度，她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的顶头上司就没有难处吗？他如果真的相信姚老师是托派，那为什么不和她离婚呢？你再想想看，他为什么偏偏派你来呢？是让你监视姚老师，还是让你暗中保护姚老师，这不是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如果有个变化，你不就真成了一个傻老马了吗？”
从此，老马的心眼也变灵活了，同时，他还想着万一不发生变化的结果。他和姚秀芝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相安无事地走在长征路上。老马毕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同志，他不满意自己的作法，可又不敢贸然行使保卫局授于的职权，内心还是很痛苦的。他真想见到顶头上司交差了事，回到作战部队中去，亮开膀子，痛痛快快地干它一场！说来也真巧，这种机会真的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