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
非同寻常的军事通报就这样结束了。虽说来自各方面的军情和战况进展均不尽蒋意，但一时也不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正当蒋介石暗自思索如何拔掉打人腹地―毫州这颗钉子的时候，侍卫长王世和走进：
“报告！张妨先生到了，您何时安排召见？”
“我立即召见张妨先生！”蒋介石愁颜顿失，边说边站起身来，手指屋门，迫不及待地说，“快去！就说我在请张仿先生。”
张仿一九0九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虽和蒋介石有同窗之谊，“不过识面而已，旧日并无深交，北伐后也少往来。’他在辛亥之役打响以后，遂毅然参加陕西辛亥起义，并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任秦陇豫复汉军东征大都督，率兵东征。自此以后，相继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等义举。一九一八年就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之职。由于他二十余年的戎马历程，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再者，他最近和冯玉祥由友为敌，发展到冰炭难容的地步，并为蒋介石所侦知。对此，张妨曾做了如下记述：
“一九二九年冯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在那年旧历的除夕，他约我到南京去（我时任河南建设厅长）。旧历正月初一日，我在四根杆子他的官邸和他见面，密谈数小时。……最后他决定，决计回西北去，整军经武，三年不问国事，换句话说，就是不参加国内战争，保持西北一片干净土，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等有机会，然后出而问事，风声所树，一切事自然迎刃而解了。因此他便决定秘密过江，等到夜晚上了火车再向蒋请假。谈完了，他嘱我即夕躲避到上海去，待他离开南京，我再回开封。……
“冯回到开封，尚持原议，注重军事、政治，声言到西北去。……二月半，我曾到辉县见他，请他速西去。他走到陕州，曾有电给我，云内战将起，奈何奈何。及武汉事解决，他新的计划是放弃山东、河南，缩短战线。我曾致电劝他，略云：不见敌而放弃两省之土地人民，政略、战略均有损失……当时来往六七次电报，进了许多忠言，也可以说是逆耳之言，他都不肯采纳。
“一九三0年他从山西回到撞关，即有电给我，意在让我劝韩、石及地方有关方面和他合作。我复电略谓：‘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族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难即至，人心如此，公意云何？公如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苟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云云。我当时并发出‘秦豫荒早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的电报，致触其怒。继因孙良诚军在绳池与难民争车，发生冲突。我曾电冯约束军队，以恤灾黎。冯、孙接电大怒，说我败坏他的军誉，阻挠他到河南的大计，密令前敌司令官捕我一因当时灾民流离，傲嗽待哺，各处救援的粮钱络绎在道。朱庆澜运娠粮八列车到郑州，我于四月十二日赴郑接收，将贩粮分拨后，到陇海花园冯的前敌司令部访鹿钟麟。鹿见我，面现惊骇之状。他说：‘现在要见外国人，请你先到里屋，等会再谈。’我进屋见秦德纯，秦的态度也和寻常不同。我这时已经有所感觉，但想不到竟那样严重。我对秦说：‘要找秘书长王剑志谈谈。’我这时深怀戒心，及见王，我说将去洛阳看冯。王是一个老实人，便说：‘这样做好极了，老朋友一见面，啥闲话都完了。’我听了他的话，当时心中已十分明白。我说：‘瑞伯会外宾完了还在等我，有话要谈，谈后即开车到洛阳去。’我和王握手辞出，即绕别院出门，乘坐汽车离郑遗返开封。少时，他们发现我已逃去，手枪旅长吉星文便将郑州火车站和我到郑州时休息的所在地包围搜查，不见踪影，回去向鹿钟麟报告，鹿让他坐下研究研究，经过较长的时间，也没有研究出结论来（熊斌后来和我谈，鹿不同意这样做，有意迟延）。
“河南主席万选才是我的旧部，我回到开封，他告诉我说：‘您这次去郑州真是危险极了，冯不原谅您，要逮捕您，回来就不要紧了。一半天殿英来沐，我俩就到洛阳去向冯疏通。’这时我进退两难……我迫不得已，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努力，把九十万元现款和存储的食粮全数发放给灾民，将服灾机构解散，于四月十六日乘卡车离沐，在商丘住了两天，又到济宁，然后游曲阜，登泰山，优游鲁南十多天，拟假道青岛，转赴天津，杜门谢客，决不参加国内战争。不料，下了泰山那天晚上，被驻军马鸿逛侦知，电告蒋及济南韩复集，强迫要我到济南去。我到了济南，从开封来的人告我说，我在开封的家已被冯查抄，我的母亲已从陕西人晋逃往天津，和我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多被捕杀。我得到这消息是五月五日，这真逼得我非‘上梁山’不可了。”
蒋介石一见张妨的面，遂拱抱双手，格外热情地叫了一声“师兄！久违了。”旋即又主动挽着张仿走进临时的客室，敬请上座，亲自献上一杯香茗，方才说道：
“伯英兄久居中原之地，又有孔明之才，今天我是专门聆听师兄高见。”
张纺出于对冯玉祥的报复心理，同时，也是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显示自己的军事才能，直言不讳地说道：
“冯性多猜忌，手段毒辣，他对苏联，对国民党，对友人，对部下都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事实，使人对他只有畏惧，而没有信仰，所以自韩（复集）石（友三）倒戈以后，他们团体已经破裂。这次战事开始，战略就错了。河南四战之地，宜战不宜守。他布防平野，不知据险，又把杂牌军队置做外围，自己的主力军队不肯牺牲。豫西、陕西又是灾区，内防民而外防敌，乱在肘腋而不知，一处破裂，全盘动摇矣。阎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共认的大滑头，冯对他本怀忌恨，只因去年受了种种挫折，才陷人阎的圈套和他合作，但是他们二人各有怀抱，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他们这种貌合神离、各怀异心的结合也决不能持久。现在如果能把冯的外围杂牌军队收编，冯的主力也自然分化。”
蒋介石认为张仿侃侃所谈，从战略上讲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时下中原大战刚刚开始，而且从纯军事的视觉去看，冯、阎联还占有一定的优势，不仅阎、冯之间的协同作战，会掩盖他们各怀异志的矛盾，就是那些见风使舵的杂牌军队，也不会贸然倒戈。所以，蒋介石称道了一番张仿的宏论高见之后，又故做为难的样子说：
“时下，我是事多人少，尤其是像伯英兄这样文武全才的人更少。我就像是伸出十个指头去按十个跳蚤那样，一个也没有按着。伯英兄，你看我该如何是好呢？”
张仿是位绝顶聪明的纵横家，他已经完全清楚：蒋介石暂时不会采纳他的意见。另外，他也清楚蒋介石的为人，召他前来绝非是要听他的泛泛清谈，必有更为实在的重要使命相托，故冷静地答说：
“我想蒋先生不仅会收拢十个指头，去按一个跳蚤，而且请我来的目的，恐怕还是要借我的十个指头，帮着蒋先生去按这个跳蚤。我说的对吧？”
“哈哈……”蒋介石大声地笑了起来，转而又十分谦恭地说，“伯英兄真乃匡世奇才，一语就道出了我请师兄的本意。”
“那就请蒋先生直言相告吧！”张访说罢，又觉得自己出口有些唐突，故又补充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还应有知人之明，我能为之则为，否则，就请蒋先生另选高明。”
“伯英兄一定能为，一定能为……”接着，蒋介石说明受困毫州的孙殿英，再次派老同学周延龄、阎风浩来到商丘，点明要请张仿去毫州和孙殿英商谈，并允说可决定向背，表示态度。最后，他有些为难地说，“我是出于万般无奈，才把当今的孔明―伯英兄请来，代我赴毫州完成此项重任。”
“依我之见，这项重任一时难以完成。”张仿断然地说罢，看了看蒋介石并未动容的表情，进而解释道，“我以为，这是孙殿英缓敌待援的花招。因为刘茂恩俘获了万选才，孙和冯的联系中断，要想图存，非敷衍蒋先生不可。”
“师兄所言，不无道理，但是我以为……”蒋介石有意停顿片刻，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俗话说得好：万事都有个一。在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危势中，孙殿英有倒戈的可能。果然如此，一定会起连锁反应的。其次，冯逆获悉我们的联系，也会起到离心之效。”
张仿已经没有退路了，只好硬着头皮代蒋赴毫州做说客。但是，当他想到自己和冯玉祥难解的矛盾，不禁寒从心起。大有当年荆柯面对易水，慷慨悲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情感。他沉吟良顷，不无沉重地说：
“昔日，孔明赴东吴联孙抗曹，自己早已安排好了退路；如今，我赴毫州代刘说项，还望蒋先生保证我的回归。”
“请放心，师兄的安全，包在我的身上。”
蒋介石送走张舫之后，他的注意力又集中到陇海线主战场上。特别令蒋优虑的是，“由于西北军战力的坚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士气大为低落，固守阵地，不敢再作出击的尝试。蒋介石曾为此写信给顾祝同、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优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祀县、太康之间攻人，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待他部署完毕之后，又获悉直下长沙、岳阳的南线桂、张联军，因黄绍兹所率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进抵衡阳，贻误军机，致使衡阳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鼎、蔡延错等部于六月十日占领。这等于拦腰截断了桂、张联军的退路，动摇了桂、张联军继续挥戈北指，与冯玉祥所部会师武汉的决心。蒋介石望着那张军事地图不无得意地自语：
“我看你冯玉样将如何动作！”……
冯玉祥获悉桂、张联军顺利北指的消息之后，他为了配合桂、张联军作战，于六月十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面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纷纷向漂河以南溃退。恰在这时，冯玉祥获悉桂、张联军失利的消息。他急忙召集鹿钟麟、刘骥等高级将领商量对策。为此，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刘骥记述道：“在平汉线击溃蒋军之后，冯即将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等部调回，并令张维玺所率各部停止向南追击，两军即相持于漂河之线。冯军将领多主张乘胜直追，径取信阳，将蒋军逐出武胜关以南。冯则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如攻取信阳，其事虽易，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一旦蒋军主力从豫东进攻，势必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处境。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决不敢进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豫南’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当时我和平汉线的将领们都不同意这样做，我们所持的理由是：第一，内线作战，要力求各个击破，而乘胜追击，正是各个击破的好时机，并且不需要很大的兵力，效果则是很大的。第二，将战线向南推进，声势上既可发生极大影响，而且使敌人在平汉、陇海两线上转用兵力有困难。第三，对平汉线的‘杂牌军’可起分化作用，使其转向我方。如果放弃了这个乘胜追击的机会，是十分可惜的。平汉线的将领们曾托张允荣（冯的军事参赞）回郑州向冯陈述了这些意见，冯说：‘现在我们要在东路布置一个口袋大战。至于平汉线方面，因桂军已退出长沙，纵然我军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对整个战局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反而有可能使我军陷于被动。还是集结兵力，针对敌人主力，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虽然冯把他的战略方针做了说明，但是我和平汉线的将领们终以这样办是个大大的失策。”
但是，在西北军这支部队中，还是冯玉祥这个当家人说了算。最后，他信心十足地说：
“我使用的是口袋战术，希望诸位同心协力，奋勇杀敌，把蒋某人的看家老本，全都装人我布置的这个口袋。，到那时，我们再挥兵南指，直下武汉。”
与会的诸位高级将领虽面带不悦之色，但依然像过去那样奉令照办，遂结束了会议。
冯玉祥对自己构想的口袋战术满怀信心，大有战局一开，就必定稳操胜券之慨！正当他继续运筹这口袋战术之际，情报人员送来了张仿出使毫州，以及孙殿英迭电求援的电文。他一见老友新敌张仿倒戈助蒋，并诱劝孙殿英降蒋的消息，怒火碎燃，当即命令：
“立即给孙殿英发报，把张妨老贼解到郑州，可得赏洋三十万元！”
“是！那孙将军求援之事……”
“要他再坚守几天，战况必有大的变化，到那时，我将派孙连仲所部驰援。”
冯玉祥针对蒋介石在陇海一线新的攻势，遂不声不响地实施他的口袋战术：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祀县、太康之线，诱敌深人。蒋军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冯军多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正是乘虚捣晾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人，向开封方向挺进。冯玉祥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左翼依靠陇海正面晋军的防堵，孙殿英部则在鹿邑、拓城方面扰敌蒋军后方，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适在这时，蒋介石得到冯玉祥抽调孙连仲等部参加这一会战的密电，临时变更部署，急抽上宫云相部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以分冯军兵力，蒋介石还亲赴柳河车站督战，以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的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接着就发生了白刃战。蒋军损失惨重，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一部经唯县向商丘遗退，张治中师掩护退却，损失犹巨。这一战役，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各部对冯玉祥的命令执行得不够彻底，又加之蒋介石临时变更部署，以致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这一役的战果，除截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轴重物品而外，对蒋军的有生力量则未能予以大量的歼灭。
正当冯玉祥饮恨口袋战术未能完全奏效之时，他收到了阎锡山发来的一份急电：“晋军已下济南，刻日挥师南指徐州。”冯玉祥为了配合晋军作战，当即命令孙连仲驰援毫州，然后和孙殿英合兵一处，乘胜东进，威胁蚌埠、徐州。他一想到阎、冯联军攻克徐州后的乐观局面，又情不由己地自语：“蒋介石啊蒋介石，我看你这台戏怎么往下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