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日本入侵华北的危局遂牵动了全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心！为此，王昆仑这位刚刚入选的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即又马不停蹄地转移阵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也就是在这轰轰烈烈的救亡大潮中，王昆仑和曹孟君由战友之情向着爱情飞速发展。
王昆仑是属于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早期在爱情问题上，就像是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依然是属于那种传统观念加西方自由恋爱型的。而今，他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的洗礼，又经历了和范映妓的婚变，并且已经步入了成熟的中年，似乎应在爱情问题上变得成熟起来。但是，就像西方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越是聪明的人就越写不好爱情这本书（大意）。王昆仑和曹孟君继续谱写的这部爱情的书，准确地说从开始就没有写好，
王昆仑是出了名的江南才子，他的学识、他的地位，以及他的爱国热情，是很多进步女性所向往和追求的。但是，他或许是过分自尊其学识，自爱其地位，他在再次选择爱情的间题上又出现了自我矛盾。举例说：曹孟君是一位美人。胡愈之的夫人沈兹九曾撰文这样称道她：“曹孟君和王昆仑、胡济邦一起来的。那时，孟君真漂亮，额前正中间还有一颗痣，真是一个美人。”像长得这样漂亮的美人，又是那样富有文学才华，富有爱国的热情。怎能不引起王昆仑的爱恋呢？因此，当王昆仑和范映霞离异不久，很快就不知不觉地陷入和曹孟君的热恋之中。
同样，曹孟君和左恭已经离异有年，而且左恭业已和她稳熟的钟天心的妹妹结婚，因此，当她敏感地意识到王昆仑在追求她的时候，她也会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况且，那时他们的革命追求和所谓的共同语言，都是抨击反动的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发动各界人民救亡抗日，是不会产生夫妻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矛盾的。相反，在那种特定的危险环境之中，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会把他们的感情加温和升华。就这样，曹孟君于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王昆仑的爱。
王昆仑和曹孟君虽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国热潮中去，但这些活动是否完全符合《八一宣言》的精神？他们心里是没有底数的。另外，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含哪些阶层？又如何处理一直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集团？他们的心里就更没有底数。再者，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已近半年，至今没有派出权威代表到上海，恢复早己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白区党组织，这也不能不令他们疑心重重。为此，他们经常围绕着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大事悄悄议论着。一次，王昆仑自上海返回南京，颇有些兴奋地对曹孟君说：
“我这次在上海，从权威人士那儿获悉，蒋介石不仅看到了《八一宣言》，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渠道，主动地和远在莫斯科的第三共产国际，甚至还和陕北的共产党秘密联系，协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事情。”
这些消息来得实在是大突然了，令曹孟君难以转过弯来。尤其她听说蒋介石也在秘密地和共产党联系，就更是难以置信。但是，她心里又清楚，王昆仑所指的权威人士，十有八九是孙夫人，这又使她不得不相信。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碍于地下党组织的纪律，她又不能详细询问这位权威人士到底是谁？还做了哪些指示？为此，她只是感叹不已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真想听到那边的声音！”
王昆仑自然明白那边的真实含义，是指时在陕北的党中央。他也颇有同感地说道：
“我也是啊！……”
1936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昆仑突然接到左恭一个电话，告诉他远方来了一位朋友，有重要的事情和他面商。王昆仑放下电话，几乎是下意识地自问：
“远方来的朋友是谁呢？……”
这位朋友就是自陕北衔命而来的冯雪峰同志。
1936年4月上旬，冯雪峰从东征前线奉命调回陕北瓦窑堡，接受赴上海的工作。对此，冯雪峰在“文革”期间曾做了如下记述：
1936年4月20日左右，党中央从陕北瓦窑堡派遣我到上海去工作，中央给的任务是四个：1。在上海设法建立一个电台，把所能得到的情报较快地报告中央。2。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领袖沈钧儒等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杭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同他们建立关系。3。了解和寻觅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替中央将另派到上海去做党组织工作的同志先做一些准备。4。对文艺界工作也附带管一管，首先是传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冯雪峰到南京，不可能首先去拜访官居要职的王昆仑，他一定事先和有关的人士―和他熟悉的同志取得联系，然后再见王昆仑。为此，笔者认为这位中间人只可能是左恭。
左恭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和同乡曹孟君、丁玲捻熟，且又和曹孟君热恋。而这时也在北京的冯雪峰和丁玲不仅过从甚密，、并且还曾追求丁玲。由此推论，冯雪峰在这期间就和左恭十分熟悉了。因此，冯到南京之后，应当首先拜访老友左恭。为此，笔者询问了左恭的家属。
据左恭的夫人说，冯雪峰到他们家的时候穿的是很土气的衣服，左恭说：“穿这种衣服去上海不行，容易被特务识破你的身份。”为此，左恭请人为冯雪峰赶做了一身西装。
据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同志说，她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曾和同住医院的夏公谈及此事，她父亲也说了类似上述的话。
由此可以说，冯雪峰在去上海的途中，先在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应当说及的是，这仅仅是笔者的推断，并非定论。
冯雪峰在左恭的联系下，和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的王昆仑见了面，向王传达了党中央有关的精神。最后，王昆仑问道：
“你去上海有什么困难吗？请不要客气。”
冯雪峰坦诚相告：他带的经费有限，无法购置电台。没有电台，就等于和党中央失掉联系。他希望王昆仑帮助解决这笔数目很大的购置电台的经费。
王昆仑清楚地知道，一部能和陕北党中央保持联系的电台必须是进口的，没有数万元是买不到的。诚如前文所述，他连和范映故离婚所需的一万元都拿不出来，又从什么地方为冯雪峰搞来这数万元买电台的经费呢？这的确给他出了一道难题。但是，那时的党员，尤其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是不能讲价钱的。因此王昆仑郑重地答说：
“请放心，我会尽快筹到这笔经费的卫”
王昆仑去何处筹募到这样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呢？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川系军阀，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刘湘将军化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