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放弃争取汪精卫的念头。而且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越来越多的人赞成蒋介石的做法。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中央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专门讨论了对汪精卫逃离重庆一事的善后处理。会议决定派谷正鼎前往河内劝汪赴欧，勿与日本进一步勾结。
谷正鼎原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重要成员，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谷氏自然明白蒋介石要他赴河内的目的―兼有考察自己政治倾向之用意，因此他欣然应命，携带蒋介石给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官方护照及旅费，赴河内游说汪精卫去了。
再说，自从汪精卫发表“艳电”以后，激起了全国军民和华侨的群起戟指，纷纷声讨。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通电指出：“汪精卫甘冒不匙，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他要求蒋介石公布汪精卫的罪行，“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国民党各战区司令也纷纷联名通电：“以汪言和应通令全国严缉究办，通缉归案，明正典刑。”陕甘宁边区军民则更是大张旗鼓地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的罪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予以严惩。
汪精卫面对此起彼伏的声讨浪涛，方知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起初，他认为以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只要登高一呼，万众必然响应。龙云、张发奎、邓龙光等地方实力派自不必待说，就是重庆国民政府中的某些要员，也会立即跟随。结果，蒋介石不打自倒，他保准可以登上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最高宝座。但事与愿违，他叛国投敌的行为不过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另外，他的降日行为加强了抗日战线的团结，有利于对日作战的进行。
就说当时日本的形势吧，对汪精卫来说也是极其不利的，“艳电”发表后不足一周的时间，与汪谈判的近卫内阁宣布倒台。汪如同被人遗弃，惶惶不可终日。
不久，香港发生了戴笠等人击伤林柏生的事件，汪精卫和陈璧君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中。怎么办？思之多时，并无良策，惟有加速降日的步伐，方可在日本主子的保护下免于丧生。2月4日，他致信日本前首相、时任枢密院议长的近卫，要求日本支持他成立“统一政府”，称“敝国目前最感迫切需要者为必须有统一而健全之政府”，不然，“则各个破碎离立，无担负责任之能力”。汪并乞求其“政府”能与日本“立于平等之地位，如此，始能得全国人民之了解与信任，向共同目的，而共同致力”。
汪精卫还招高宗武到河内，策划成立“统一政府”的办法与条件。经过五天的密议，拟出了具体方案，并派高宗武携此方案及汪致近卫的亲笔信，前往东京，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
汪精卫为了使其企图得以实现，还要求日军进攻西安，包围四川；截断中苏交通；攻占南宁，截断通往越南的交通线；攻占南昌、长沙，截断湘赣路；进攻襄樊、宜昌，控制湘南、四川咽喉。同时，他还要求日本每月提供三百万元的活动经费。
就在这时，谷正鼎飞到了河内。谷是深知陈璧君在汪精卫心目中的地位的，他把主攻目标选在了汪夫人身上。但是当他说明来意之后，陈璧君却一反常态地说：“像这等重大决策，惟汪先生之命是从。”
谷正鼎听后一怔，顿感问题严重了！他缓和了一下气氛，遂又把目光投向一言未发的汪精卫，把蒋介石恳请汪精卫回心转意，同心御侮的希望重复了一遍。汪精卫冷漠地笑了笑，说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而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沿途尚设许多陷阱，阻我治病。我何尝要过他甚么护煦，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一如孙总理在英京公使馆的被诱入、钉箱，送回给他安排。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也要谨慎小心，他（指蒋）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
谷正鼎一听完全断绝了希望。换言之，他河内之行的使命已经完结，应打道回府了。他出于礼貌，又有意地问：“汪先生，我该回渝复命了，不知汪先生有何消息要我转给蒋先生？”
“有！”接着，汪精卫讲了如下这段记录在案的话：“其一，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然当此危难之时，离重庆已经很痛心的了，何况离国？我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要主张得蒙采纳，个人不成问题。其二，闻得国民政府正在努力促成国际调停，这是可以的。然而至少国际调停与直接交涉同时并行，如此，则我以在野之身，从旁协助，亦不为无补。其三，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这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
谷正鼎十分知趣，收好带来的三张官方护照，悻然离去了。
“汪先生，”坐在一旁的曾仲鸣不安地间，“下一步，蒋某人将会采取什么手段？”
“大的方面，须静观事态的发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汪精卫突然显得是那样的沉重，“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要消灭我们三个人了。”
汪精卫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当蒋介石听了谷正鼎的汇报以后，遂决定采取断然措施，通过暗杀汪精卫，遏制住抗日战争中的卖国降日的逆流。
土肥原贤二在华最后的得意之作：绘制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蓝图
1938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夜深了，土肥原贤二依然伏案翻阅来自各方的密电，分析着中国军政形势的变化。这时，一位特务机关的随侍悄然走进，摇着手中的电文，颇有些激动地说：“将军！好消息，好消息……”
土肥原贤二接过电文，一看编号知是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发来的，暗自说：“一定是关于汪精卫的！”旋即用心地读起了这则电文：
为落实重光堂会谈内容，再三往返于东京、上海、香港之间。汪氏工作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将经由汪精卫、周佛海协商之后，答复我方的要点报告您知：
一、汪兆铭承认了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
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明白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内政的必要。
三、汪兆铭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
此时由于有特别保守秘密的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
四、汪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土肥原贤二阅罢电文喜上眉梢，这答复，明确地说出了蒋汪分手以后的格局；汪精卫权且逃出重庆，着手组建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新中央政权。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由他负责的“土肥原机关”，将以特殊的谋略功勋彪炳帝国侵华的历史。
但是，土肥原贤二毕竟是从事谋略工作的老手了，这拌然而起的激动心情很快平静下来，昔日失败的教训重现心头。首先，他分析了汪精卫和蒋介石历史上的矛盾，用一句中国的俗话说：在国民政府这只“槽上”，是同时拴不住蒋、汪这两条叫驴的，所以分裂是必然的；其次，他又回忆了自七七事变以来汪精卫的言行，尤其他想到汪精卫在国统区支持的“低调俱乐部”的政治主张，以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发起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和平运动”之后，他认为在中国大势所趋的形势下，汪精卫这个亲日派有可能挺而走险，建立一个臣服于日本帝国的中央政府是可能的。另外，他还清楚蒋介石的态度―采用一切手段，扼杀汪精卫筹建的傀儡政府。当他想到蒋介石的手中掌握着中统、军统这两支庞大的特务组织的时候，立即给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一份急电，要他们敦促关小姐早日把李士群弄到上海，组建一支能与中统、军统杭衡的特务机构。同时，命令“土肥原机关”的有关人员，要严密保护汪精卫的出走。具体行程日期应服从安全需要，谨防不测事件发生。
俗话说得好，底了钱的赌徒是一定要扩大战果的。土肥原贤二布置完汪精卫出走的计划以后，又自然而然地打起了吴佩孚的主意：如果吴的工作十分顺手，进而再搞一个汪、昊携手合作，大功垂成矣！
然而，令土肥原贤二失望的是，昊佩孚只想把他的“中国政府”建在什锦花园的大帅府内。
正当土肥原贤二策动吴佩孚的工作受挫之际，南方策反汪精卫的工作却取得了异乎寻常的进展：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按照土肥原贤二的建议，12月22日，近卫首相发表第三个对华声明。蒋介石于26日发表长篇演说，厉言相驳。汪精卫终于在29发表了投敌叛变的“艳电”，公开和蒋介石分手了。
1939年元旦，土肥原贤二是独自一人度过的。他的桌上摆着三张报纸：一张刊有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一张载有汪精卫的“艳电”，一张是刚刚收到的登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的决议：罢免汪精卫的公职并剥夺其国民党党籍，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发动讨伐。土肥原贤二用心地研究着这三张报纸的内容，分析着中国政局的发展，以及如何尽快地把汪精卫推上傀儡的座位。但是，他很快又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太了解中华民族的心理了，匆忙举动，一定会落个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历经深思熟虑，遂给上海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发去了如下的指示：
汪精卫等人的行动，完全出乎重庆政府及一般民众的意料，有如晴天霹雷之感。因此，给与其内部的深刻冲击，超出想象之外，无疑将以此为转机促使重庆政府益加分裂……但是，过早地暴露日本方面与汪的关系，。恐怕反而会使功名心强烈的中国人走向相反的方向去，所以跟他们交涉时，有必要将汪与日本方面的关系秘藏在工作当事人的脑中，别让中国人知道。
与此同时，土肥原贤二认为应当加紧对中国军阀的工作，借以把政治视线由汪精卫的身上转移到这方面来。当然，如果在中国造成吴佩孚和汪精卫携手共进的政治局面那是最为理想的。退而言之，就算借此保护了汪精卫的工作顺利开展，那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新年一过，他为了取得声北击南―并取得南北呼应之效，遂决定出动一切可以调用的力量，促使举棋不定的吴佩孚早日出山。
然而汪精卫的出走，对吴佩孚的震动很大。吴作为一名失意的政客，深知自己的政治资本远不及汪精卫，一旦日本人把中心移到汪精卫的身上，他就失去了出头之日。所以，他本来就很矛盾的心越发地动**不定了。另外，他从全国谴责汪精卫的舆论中，感到了民心不可辱，民意不可欺的力量。他已经到了暮年之际了，如果一反岳武穆之德，行秦桧之为，是否划得来？他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