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贤二利用和北洋系的老关系，买通了昊佩孚的亲信、部属，使得什锦花园车水马龙，说客盈门，搞得吴佩孚欲出不能，欲走无方，完全陷入了困境。但是，他依然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绝不轻易地答应土肥原贤二的要求。
土肥原贤二终于忍耐不住了，为了转移中国各界人民对汪精卫的声讨，同时也为了尽快地促使吴佩孚出山，遂决定孤注一掷，企图导演一出“既成事实”的闹剧―采取强硬的手段，迫使吴佩孚举行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对‘旧中议和”的态度。
1939年1月30日，中外记者招待会准时在什锦花园召开。
吴佩孚毕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军阀、政客，他绝不会轻易地受人愚弄的。
那天，当他听到土肥原赞二捉刀代笔的“通电”以后，虽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但他清醒地知道：日本人正在导演一出既成事实的闹剧。他如果打上门去，势必落个惨遭软禁的结局，不但真相难以大白于天下，而且还会借他失去自由的机会，演出更多的荒诞的戏剧来。他灵机一动，遂安排了谈个将计就计的方案。
吴佩孚带着自己请来的翻译人员，准确地译出他自己对形势的见解，提出了包括‘旧本无条件撤兵”和“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等，作为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吴佩孚原为直系军阀的领袖，与英国、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利用英、美和日本在华利益的矛盾，通过亲信向英国合众社记者郑重声明：吴佩孚并未接受日方所谓的重任，其他报刊所登的有关消息，均为日本人一手伪造。这样一来，吴佩孚于不动声色之中达到了目的。
土肥原贤二自以为得计，但换来的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这在他的谋略史上又写下了失败的一页。
正如今井武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所做的证词说的那样：
由于吴自视过高，错保地认为他在重庆也有人望，所以在出山条件上和日方颇有距离，而对日本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暖昧态度……
当时华北方面军等日本各机关，都认为昊终究不肯出山，因而对此事表现冷淡。……由于土肥原直接归大本营领导。又是资历很深的中将，与华北方面军参谋意见不合，屡屡发生磨擦。
1939年2月，我为了调解土肥原机关与华北方面军及临时政府之间在对吴工作上的矛盾，前往北平。
今井武夫坦率地向土肥原贤二陈述了个人的意见：在华北树立一个旧军阀吴佩孚，不能收揽中国的民心，过多地耗费物力、精力是不上算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土肥原贤二随着年龄的增大，那种长者所特有的虚荣心也与日俱增。他详细地询问了上海组建特务机构、河内汪精卫的策反工作以后，遂向帝国大本营写了这样一个报告：吴佩孚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它成功地转移了对汪精卫的声讨，绝对不能放弃，而且应当加强。有鉴于形势的变化，土肥原机关的工作重点南移。第一步完善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务机构，第二步欢迎汪精卫北来上海，筹建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爪“亲满”的中央政府。
不久，土肥原贤二在今井武夫的陪同下，离开北平回到上海。
正当土肥原贤二积极谋划汪精卫北来组建新的中央政府之际，他的助手影佐祯昭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屋来，惊恐万状地报告：“将军！汪……兆铭先生……在河内险遭不测……
“什么？”土肥原贤二腾地一下站起来，大声地吼道，“你再说一遍！”
“汪兆铭先生……在河内险遭不测！”
“他究竟遭没遭不测？”
“没有！是他的得意助手曾仲鸣，于3月21日夜……代汪先生遇难了……”
土肥原贤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旋即又坐在了沙发上，低沉地w：“知道谁是凶手吗？”
“不知道！据估计……可能是重庆方面的人干的。”
刺杀汪精卫的事件，的确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
根据时任军统局香港区助理书记王方南和周佛海等人的回忆，汪精卫逃离重庆发表声明，响应近卫对华声明三原则，充分说明和暴露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使蒋介石感到很难堪，便叫戴笠立刻派人去河内刺杀汪精卫。戴笠便把原任军统局临澄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法语，对河内熟悉，去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因汪在河内，法国人派有大批越南军警保护他，迟迟不能下手。戴笠怕汪去南京后更难找到机会，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便决定越墙而入。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了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特务们半夜越墙进去后，想用利斧破门冲进去。结果门打不开，只得在门上劈了一个洞，用手电照着开枪射击。因为曾仲鸣钻到床底下，呈露出半截身子，他们便以为是汪精卫无疑。打了几枪后，惊动了保卫的军警，结果除余乐醒、唐英杰两人逃走外，其余均被捕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谋刺汪精卫的简单经过。
土肥原贤二获悉汪精卫遇刺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支持李士群、丁默邮组建特工机构是正确的如果手中没有一种足以抗衡重庆的特工队伍，汪精卫及其同党必然会相继死于非命，所谓的新中央政权的筹建也必然夭折。他分析了汪精卫的处境，认为谋杀行为从反面帮了个大忙―把汪精卫逼上了降日的绝路。时下，是迎请汪精卫北来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立即发报陆相板垣征四郎，果断地做出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赴河内，迎汪精卫北来上海的决定。
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于1939年4月6日乘“北光号”从三池出发，于14日到达法属安南，驱车进入河内，一起拜访汪精卫。正如影佐祯昭所记述的那样：
汪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发展表示悲观，说明蒋介石为周围的种种事情制约，毕竟不可能实现和平，现在只有在重庆外部诉诸舆论，展开和平运动，又谈了逃出重庆的经过，并且说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鼓励，热情洋溢。我问汪今后向何处去，希望在何种方针下实现信念。对此，汪说：“我实在感到留在河内的危险，并且没有意义。正在企图逃出河内的时候，贵国政府派你帮助我逃出来，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我已没有再留在河内的意思。因为当时情况，周围围绕着刺客，邻居的房屋已被重庆方面买下来。法国驻安南当局想把我的行动完全封锁起来，在这个地方已经不能积极行动。并且与香港、上海的同志通信联络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对今后运动已经不适宜。逃往的地点，相信上海最为适当。”
汪精卫和影佐祯昭经过密商，遂确定了如下出走的方案：汪精卫假称下野出国，前往新加坡，未得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25日逃出河内，雇了一只七百五十吨的小船“风安号”，驶出下龙港。按原定计划，第二夭在航海途中与影佐祯昭等所乘的“北光号”会合后一同航行，但因海雾之因两只船联系不上，“风安号”一时不知下落，使搭乘在“北光号”上的人大伤脑筋。隔了一天，两只船总算在汕头海面相逢，汪精卫一行在海上改乘“北光号”继续北行。
汪精卫坐在日本人的船上，首次感到何为安全之感！他坐在船头，早晨眺望海上红日，傍晚观看落日狂涛，而逃出重庆后的日月，犹如电影画面，一幕一幕地在他的脑屏幕上再次闪过，真是无限感慨在心头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百感俱集。他又突然来了诗兴，对着大海低吟这首七律《述思》：
卧听钟声报夜深，
海天残梦渺难寻。
佗楼歌仄风仍恶，
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
神州重见百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