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一段时间，前前后后接连不断发生了数起文字狱案，让纪晓岚和馆臣们心里一根弦越绷越紧。
就在乾隆皇帝这道谕令下达的前十八天，发生了湖南安化县民刘翱《供状》案。
刘翱，湖南安化县人，住居本县归化乡，时年八十六岁。自幼读书不就，编了一本名为《供状》的书，这部书写完后，从乾隆四年到十年（1739—1745），先后呈送过地方学官、安化知县及知府衙门，听说各地呈交遗书，他就把这部书又带到省城，直接向巡抚颜希深投送，这一下把他自己送上了不归路。此书不仅妄谈国政，且捏造圣祖仁皇帝谕陈鹏年之谕旨，并妄论世宗由藩邸缵承大统之语。书尾称“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又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乾隆皇帝下谕申斥办事不力官员，并谕令将刘翱发遣乌鲁木齐，“不得因其年已八旬，稍为姑息[4]”。
新任湖南巡抚李湖让刘翱《供状》案闹得神经过敏，怕什么就有什么，刘翱案还没结，临湘县一个民妇黎李氏又控告监生黎大本私刻《资孝集》，语多僭越。李湖忙派员将黎大本缉捕归案。从黎大本家搜出了《资孝集》和一本《得失图》。
经过审核，《资孝集》是黎大本老娘八十寿辰亲族所撰贺文贺诗的一本汇编，细检集中语句，有将黎大本之母比作姬姜、太姒、文母等语，还有的将她称为“女中尧舜”，谬妄之处甚多。《得失图》则是一部坟山图形碑记册子。书中多有悖逆之词，根据乾隆皇帝的谕示，李湖奏请将黎大本“依恶棍生事扰害良人”遣例，革去监生，改发乌鲁木齐等地安置。
这之后不久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和殷宝山《岫亭草》两案并发，刘峨、韦玉振、范起鄂、颜季亨等案迭起。
江苏泰州已故学者徐述夔，被人检举其《一柱楼诗》集中有悖逆怨愤之语，如“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被认为不用“明当”而用“明朝”，不用“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实系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意欲兴明灭清。还有“旧日天心原梦梦，近来世事益非非”，“重明敢谓天无意”，“乾坤何处可为家”等等。乾隆皇帝认为“这样悖逆之词实属从来所无[5]”。
徐述夔原名赓雅，字孝文，江苏扬州东台县人，约生于康熙中叶，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徐述夔去世后，其子徐怀祖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刊其《一柱楼诗》等著述，由徐述夔的学生徐首发、沈成濯诸人担任校对。乾隆四十三年（1778），同县人蔡嘉树因与徐怀祖之子徐食田争控田土，为泄私愤，挟嫌告发。
这个案子于是成了又一个钦定大案，乾隆皇帝三次下谕令严办。此案牵扯面很广，被牵连的大都是并无反清思想之无辜。主犯徐述夔死去多年，开棺勘验，其尸身僵而未化，厚戴纬帽及所穿袍褂颜色尚可辨认，验明正身后，即“将该犯徐述夔之尸枭去首级，凌迟锉碎撒弃田野，（首级）仍悬示东台县城”。（阿弥达等奏徐述夔等锉尸枭示情形折《清代文字狱档》补辑）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也被戮尸枭首。其他被牵连者尚有十余众。
同时，乾隆皇帝传谕各督抚，在全国严厉查禁《一柱楼诗》，发现有刷印之本或翻刻板片立即解京销毁，“务期剔搜净尽[6]”。
与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同时发生的，是丹徒县生员殷宝山的《岫亭草》案。
殷宝山是将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刍荛之献》投送到在金坛办理试务的学政刘墉大堂上的。这篇文章极言江南省风俗人心、官常学校之坏，诋毁士习、民风、吏弊，不仅给大好形势抹黑，且多有悖谬狂妄之词。刘墉命当即将殷宝山拿交府县收禁，随即从他家里搜出诗文二本，从其所著《岫亭草》中检出《记梦》一篇，内有“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等语，显系有称胜国之姓，怀恋故国，实属叛逆。殷宝山同他的妻子殷赵氏，以及其兄弟子侄七人和为此书作序、加批的赵学礼等被押解京师治罪。
十月十四日，江苏赣榆县民韦昭举报他的侄子——生员韦玉振为其父刊刻行状中有悖逆语。江苏巡抚杨魁亲自审理此案，从韦玉振为他亡父撰写的“行述”中找出一句话：“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这句话里用了两个“赦”字，这是大逆不道。韦玉振被判杖一百，徒三年。
与此同时，太仓州宝山县职员范起凤告发他的堂弟范起鹄，说范起鹄偷窃他的书籍里，有被查禁的违碍书《顾林亭集》，江苏巡抚杨魁将原告被告一起治罪。被告罪名当然是偷盗并收藏禁书，原告罪名则是“藏有违碍之书并不及早呈交，反以被失控告，情殊狡恶”。
发生在当年十一月的河南祥符县民刘峨的《圣讳实录》案，罪由是刘峨刷卖的《圣讳实录》一书中，凡有庙讳、御名，各依本字正体写刻，犯了避讳。查缴此书的地方官心知肚明，刘峨编这本书的用意，如刘峨自己所说，在于“敬隶历代圣讳，俾天下之士民咸知尊之”，并提醒“天下人之祖父为子孙命名，师长为弟子命名”时皆应避讳，实际上并无其他悖逆之词，可是为了怕重蹈以前海成的覆辙，仍然要深文周纳，从严治其罪。乾隆皇帝下谕三法司，将与本案有关所有人犯核拟具奏，刘峨依律斩立决，藏书板的李伯行也被同时斩立决。
让纪晓岚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文字狱中，有许多是亲戚邻里之间互相告讦，叔告侄、兄告弟，地方官因为刚发生的徐述夔案吓破了胆，不分皂白，有告者必兴师动众。如此下去，这个国家会成了什么样子。
十一月一日，乾隆谕令以两年为限，重申严查“违碍悖逆之书”。由此“文字狱”进入白热化。四库馆臣，噤若寒蝉。
随着禁书政策的日趋严厉，“四库馆”也成了查禁违碍书籍的“桥头堡”。文字狱的罪名，五花八门，如“妄议朝政”“谤讪君上”“枉为著述”“不避圣讳”“纂拟禁史”“怀恋胜国”“收藏禁书”“隐匿不首”“隐寓讥讽”“私怀怨望”“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之气”等等。
从王锡侯《字贯》案发生后，查禁书的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记载清入关前的史实、叙述明末清初史事的著作被列为主要查禁对象，而且宋、元、明、清时期具有民族思想和反清意识的书统统列入例禁，便是一些指陈时弊，发几句牢骚的文字著述也全在禁毁范畴之中。
查缴的重点，首先在野史稗乘，乾隆皇帝多次下谕，将此类书列为应禁毁书籍的重中之重，务求“悉行查缴，剔厘净尽[7]”。各地督抚不敢稍有懈怠，凡是明万历以前各书内偶有涉及辽东及女真诸卫字样者，及明代各书内有载及西北边外部落者，以及载有三王年号的书籍，统统被一体送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