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的区别，皇子当然分得清。因为之前儒家复古派争论的问题，以及王莽改制等一系列历史上的操作，不是均田这么简单，而是要动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大顺是非常容易分出区别的。
见皇子点头，李欗又道：“那么，继续推演下去，你就会发现问题之所在。”
“按他们的推论，以及所谓新生产、旧生产之别，按他们所言，新生产体系，必要不断侵蚀旧生产体系，方能不断维系；而若全然是新的生产体系，是不能维系的，是要崩解的，因为最后算了算去，推演出去的结果，就是生产的东西肯定卖不出去，所以要么对外扩张、要么创造一批在新体系之外的生产者。”
“然而伴随着均田之后的兼并、伴随着南洋印度等地旧体系的瓦解，旧体系逐渐消亡，岂不是说，最后这也是条死路？”
“但显学一派，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戛然而止。你道缘何？”
“因为到
此戛然而止，方还能维系一个显学之合。继续往下推，必要八分三离。”
“可即便如此，即便说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其内部仍旧争论不休。”
“均田？不均？日后即便迁徙垦殖，兼并可乎？”
“钞关、内税，是放是开？”
“是靠自然秩序？还是靠盐铁之术？”
“铁路运河等，官营、私有？”
“是继续兴国公那种以资本逐利为动力的东进扶桑？还是官营资本以盈利而已利投资垦殖迁民的东进扶桑？”
“单单只推到大工业这一步，内部分歧已颇多。”
“你谈显学一派的想法，实则认可的是其‘术’。”
“何谓术？”
“显学中的激进派，无非是说，如今新学中的多数人，既有文化、又有学识，而且关键是他们和内地的地主乡绅并无瓜葛。若如前朝之改革不可成，而太祖起义兵方能行均田事一样。”
“所以他们觉得，现在时机正好。可以靠这数十万和地主乡绅并无瓜葛的新读书人、靠着朝廷手里的军队和国家机器、靠着朝廷哪怕现在不收亩税也能养得起兵的形势，激进行事，一举解决均田、征税、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而已。”
“何谓道？”
“均田、东进、垦殖、创造出一个以交换货币为目的的农业环境而发展工业，这是道。”
“这个，难道你不认可吗？认可的话，那便在最终目的上，并无分歧，分歧的只是怎么走。”
“譬如说，修黄河，都认可改道向北。而分歧在于，是夺大清河，还是夺小清河，亦或者继续向北走京畿古旧河道的分歧。”
皇子沉吟片刻，低声道：“儿臣以为，显学一派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若是将来科举改革之后，实学人才，亦多为地主乡绅，家里靠的也是地租过活，这要均田改革，实难矣。”
皇帝甚至皇子，大谈什么均田、限田之类的话，其实很正常。
这是传统的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正确，事可以不办，但话不能不说。
但凡正常点的传统王朝，在这种话上，不但可以随便说而不会被枪毙，甚至是可以直接上奏皇帝。
皇帝最多不办，或者嘀咕几句什么小丈夫之论、什么富民何辜之类的话，可绝对不会因为这些话就把人抓起来枪决——包括说满清那吊样的，在限田问题上也只能说“此虽正言，然……”，大顺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连满清都不如。
而至于一些真在均田问题上连满清都不如的政权，实实在在连基本的大一统王朝都算不上，那属于是政权之屑。王安石，都很可能因为那首《兼并》诗，被挂个“通匪”的罪名给枪毙了。
皇子的意思倒是很明确。
要变法改革，得需要人才、官吏，这就需要读书人。
而要是识字的读书人，都是地主乡绅，靠地租生活的，那还改个屁？
所以他是觉得，显学派的想法，是可取的。现在确确实实，之前变革的遗产中，留下了一大群不靠地租生活的读书人，而且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本身也有希望被“扶正”的想法，基本的人才不缺。
而朝廷现在手里又掌握着亩税之外的财政收入，甚至不收内地那一千来万白银，几乎没啥影响。
李欗见皇子这么想，亦不急不恼，反问道：“那么吾儿之见，是强制均田？还是颜李之赎买？”
皇子不解，反问道：“父皇之前不是做过类似的改革吗？以强制工业储蓄的方式，修铁路，而使得先发诸省的地主转型……”
听到这话，李欗哈哈大笑，摇头道：“你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以为转型靠的是修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