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出了很多的答案，可兴国公都一一否定。”
“最后他告诉我说，功劳最大的，是那些搓布的、炒茶的、烧瓷的、缫丝的。若无这些人，便是有再大的本事，这事也做不成。这是基石。”
“我以为他还是民本之学，但他告诉我这基石的意思，并不是空泛的民本。而是说，这些搓布的、炒茶的，他们是让荷兰的商贾屈服的真正力量。”
“兴国公说，他能战胜荷兰的舰队，但若无这基石，便不可能让荷兰的商贾屈服与合作。那么即便还能下南洋，但无这样的基石，那个下南洋就不可能是此时的下南洋。”
“或许可能是下南洋种地、或许可能是下南洋收香料、或许可能是下南洋收贡赋。但肯定，绝无可能是如这般下南洋，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对欧洲卖货赚金银的下南洋。”
“我一想，倒也有理。即便有搓布炒茶的那些人的劳作，却也未必一定会是这样的结果。或许未必下南洋、亦或许下了南洋也未必非要去做买卖。”
“然而，但若没有他们，肯定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果。”
说完这个久远的故事，李欗叹了口气，似是在追忆什么，慢慢道：“现在，新的一群劳作者出现了，新的一群所谓的阶级出现了。”
“他们，是变革的基石，没有他们，一些可能，就如同没有搓布炒茶的天朝下南洋一样，一定不可能有与荷兰商贾合作卖货这样的结果。”
“但是，是不是说，有了他们，有了新的阶级，就一定会在几十年内自发地走向某种必然呢？”
“好比说，有了那群搓布炒茶的，是不是一定就会达成下南洋、并且与荷兰商贾合作卖货的结果？”
“显然，不是的。”
“那些流传的书册，到底是不是他留下的，不重要。”
“那些书册，写的内容，不过都是些诸如类似《因为搓布炒茶的生产，所以可以达成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的道理。”
“但要做事，实则需要的，是一本《怎么办才能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
“而要成事，需要的，则是一本《在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战胜荷兰下南洋、并且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
说到这，李欗便笑了。
“兴国公的棺椁已经下葬了，死后原知万事空。他都死了，又怎么会知道【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条件呢？”
“所以他最多也就能留一些诸如《因为搓布炒茶的生产，所以可以达成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的道理。这些道理肯定是对的，但怎么办、以及在此时具体条件下怎么办，他是不可能写的。”
“因为，兴国公生前最忌讳的事，就是刻舟求剑、东施效颦、守株待兔。那么他又怎么可能在几十年前，就留下和【大顺现在的具体条件】相关的任何文字呢？”
“所以，那些东西是不是他留下的，并不重要。因为那是道理，我也能看，且并不会因为我是皇帝所以这个道理就不对了。”
“道理在这摆着。天朝人需要的，好比是《在大顺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战胜荷兰下南洋、并且达成这种与荷兰商业资本合作的结果》；然而荷兰人，则可以根据这个道理，推出《在荷兰的现有的具体条件下，怎么办才能阻碍大顺下南洋，并且继续把握商业霸权和主导权，避免大顺下南洋拿下商业主导权》。”
……
……
几个月后。
伴随着科举制改革的争论、以及“进步”的皇太子在实学派中的演说引发的更大的争论。
取义自嘲的“通儒社”的年轻人，在来今雨轩进行了最后一次相聚。
大家最后握了握手，彼此说了句“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此各奔东西。
有的人，追随着皇太子，随从幕僚，出谋划策，坚信改良。
有的人，投笔从戎，认为靠着对外扩张的市场，可以完成转型。
有的人，放下政见，投身科学院中，去探索宇宙之无穷、物理之奥妙。
有的人，重新拿起了《论语》，和颜李学派、泰州学派的人，尝试着搞乡村建设、乡约、乡德、乡贤、君子、学校。
有的人，变卖了家产，带着一群人远渡重洋，希望搞一个理想化的、小国寡民的、人人劳作的、没有人夺走他人劳动成果的乐土。
有的人，募集股本，兴办实业，认为既然未来是某种必然，那又何必急于一时。
有的人，结成了密谋的小圈子，准备了炸弹，袭击了科举改革的衙门，想要倒逼朝廷放弃这种改良，转而用激进的显学均田手段，三十年完成迁民。
有的人，联络那些欲要取旧学科举而代之而有名禄实学子弟，欲要效公车上书之旧事，力陈渐变之弊、速变之利，由是名声日显，乃为实学人望。
有的人，则走入工厂、远行乡村，观察着变化、询问着诉求、考虑着未来、思考着怎么办，摸索着在大顺的现有条件下怎么办。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