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聪明人，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尤其是盐政的改革。
但之前都不能用，不敢用。
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是稳定。
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就是等着黄河决口，淤死运河，不得不走海路。
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
这属于意外的果决，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
现如今，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
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扬州的方向瞟……
似乎，有那么点“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
的意思，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
但究其本质，却不是这个原因。
盐税。
对前朝大明、大顺的重要性，排在首位的，不只是盐税本身。
而是作为一种“紧急财政”
，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
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就知道纯粹扯淡，只能羡慕。
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穷的叮当响，一年收那几个子儿，一旦打仗、大灾，顷刻间国库见底。
这时候怎么办？
盐商作为“紧急财政”
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盐商“捐献报效”
，就是大顺的“国债”
。
扬州，就是大顺的“SquareMile”
。
盐引，就是大顺的“紧急国债”
。
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
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因为垄断权，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
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捐献报效”
？因为垄断权，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想干？捐钱。
不捐钱？滚。
而且，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