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了钱、朝廷也不眼红，你们只要按规矩缴税便是。”
大顺搞得这一套东西，有些新鲜，有点像是1774和1776年法案之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政治军事和商业分开。
政府任命总督，总督在“必要”
的时候，可以绕开委员会和董事会做决定。
而且总督兼任驻军总司令。
虽然像，但因为国情的差别，里子里完全不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一个从根本不受政府监管、到逐渐爆发了内部危机不得不求助政府、政府最终往里面掺沙子最终控制的过程。
大顺这边，则是彻底反过来。
大顺这边，完全受政府监管甚至官办是常态，而刘钰要做的，恰恰是削弱朝廷对商贾阶层的全面控制。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创立之初，为了让商人阶层放心，其口号便是“公司绝对不会雇佣任何一个政客、绝对不会允许政府人员进入公司、也绝对不会允许政府对公司的任何管辖”
。
包括在印度打仗的兵，都是公司自己的雇佣兵，而不是英国政府的军队。
但给资本无限的权力，结果就是吃人不吐骨头，彻底玩崩，最终不得不政府监管。
大顺这边，谁也不敢喊类似于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的口号，那除非是活得不耐烦了。
对英国政府来说，做的是“花一百五十年时间，将一个完全不受政府监管的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再到完全废掉东印度公司”
。
而对刘钰来说，要做的是“花足够的时间，将大顺这边完全官办垄断的形式，‘退化’为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
。
这是两边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英国的国情来说，政府一开始就要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吓跑。
英国之前管的太少，管的太少的结果，就是资本的短视和窒息操作。
以大顺的国情来说，朝廷一开始就只是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吸引来。
大顺之前是管的太多，管的太多的结果，就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根本激发不出力量。
因着国情不同，英国要做的，是“抓”
；而大顺要做的，是“放”
。
朝廷“放”
的这个姿态，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大顺的商人，从未奢望过关系到军政的南洋问题，他们可以“公司不受政府的任何监管”
。
所以这个英国花了130年时间才终于完成、让董事会相当不满、让股东们极为愤怒的监管政策。
在
大顺这边，却让潜在股东们兴奋不已，感恩戴德，真真感受到了朝廷这边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