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贵族教士范儿。
一个是市井风俗范儿。
于是，大量的中国市井小说，飞也似地流入了朝鲜。
看完了之后，肯定要学习大顺这边市井小说、短篇笔记的风格。
讽刺味学了个六七分，以至于出现了诸如老虎说儒生臭不屑于吃、士大夫见到寡妇便不胜技痒之类的朝鲜本土讽刺短篇。
然后大顺的儒学思潮反思变革也传入了朝鲜，直接挑战了朱子学的正统地位。
然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皇明通纪》关于李成桂的爹到底是谁的事件之后，朝鲜国这边不只是禁绝了《皇明通纪》这一本书，而是直接把大顺这边传过来的小说、小品、杂记、争论之类的，全都禁了。
借着这场蚊子狱，也展开了“文体反正”
运动，刊行编纂《朱子选约》、《通鉴纲目讲义》、《明太祖六谕注解》等等书籍，以此为正。
相应的，朝鲜国的儒生出海、前往大顺，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私自前往，鬼知道会学到些什么东西。
历史上正儿八经的使臣，绝对的朝鲜朝廷自己人，根正苗儒，就去了趟京城，回来直接转信天主教了……
对朱子学的反思，其实对大顺来说，尤其是藩属体系来说，某种程度上算不上个好事。
至少在儒家文化圈内，朱子学凭借着道德主义和半宗教化，是在这个“天下”
范围内普遍适用的，是叫人失去自我的宗教学问。
而诸如叶适、陈亮那样的学问，会导致民族觉醒，甚至导致天下体系的瓦解。
甚至开始思索“我是谁”
。
但大顺已经走到这一步了。
李星湖等人，也切身感受到了朝鲜国出了问题，朱子理学和性理学这些东西，空谈扯淡，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尤其是朝鲜国的底层百姓，受着本国封建贵族和大顺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真的已经快要到民不聊生的阶段了。
这种情况下，要是没有有识之士站出来，那才是怪了。
加上朝鲜的党争激烈，一群读书人又没有做官机会，这更是加大了反思的速度。
小国不大，经济基础又不像大顺这么多
样化——别说大顺这么大，西北东北东南的区别，单单一个苏南、苏北，基础完全都不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显然，向文化母国寻求答案啊。
在《皇明通纪》文字狱之前，李星湖已经看到了大顺这些年的各种书籍，并且发现自己琢磨的这一套东西，大顺这边早就有人琢磨过了。
那么，大顺到底什么样？
朝鲜面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旧时代的剧烈瓦解这样的问题，大顺有没有？
有的话，又是怎么挺过来的？
原本的历史上，伴随着《七克》等天主教书籍的传入，星湖学派的一部分人试图从基督教中寻找答案。
现在，大顺本身是禁教的，而且是严格禁教的——有些市井小说也禁，尤其是满篇都是嗯嗯、啊啊、乱戳之类词汇的那种，但这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和手里拿着天主教书籍可绝对不是一个概念。
禁与禁，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