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畴。
《周礼》问题，或者说王莽、王安石问题，实质上是个“政”
、“教”
问题。
即：我们儒生的本源定位，是啥？
是教？
还是政？
儒生不是大祭司。
因为，大祭司是皇帝，儒生，包括孔子，理论上都没有“祭天”
的资格，也没有直接和天沟通的资格。
天坛祭天，哪个儒生也不能说，哎，这个我熟，我懂礼，专业对口，所以我去祭吧。
这是绝对不行的。
在这个转型期，儒学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是正教分离之后的“大主教”
？
还是一个有理想的政党，目标是做“内阁首相”
，并且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
而改革要不要符合儒学大义？
《周礼》、《尚书》几篇，已经被基本认定为后人伪作，那么依托《周礼》、《尚书》的托古改制派，其实在大义上，是有问题的。
其实走到这一步，儒学唯一能延续下去，而不是在整个文化圈全面崩溃的可能，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把仁和礼剥离。
把仁抽出来，抽象成一个抽象的符号，作为内核精神。
就像是老百姓听泰州学派讲那些东西一样，把仁抽象、简化成庸俗的“好人”
、“有道德”
。
把礼，拨出来，就像是新生代写的包子问题一样，就是个与当时社会契合的外在办法，但是不是和现在这个时代契合呢？
这也是大顺这边立官方的永嘉永康学派立不起来的关键因素，因为到最后，叶适选择了功利，又为了确定这是儒学，就只能走向外部表象的礼了。
很明显，颜李学派现在也处在这个阶段了。
如果他还想说自己是儒学，那么就只能往礼上靠了，否则的话怎么说自己的“功”
是合乎儒学的？
而一旦舍仁而求礼，那又把好端端的托古改制，变成了复古反动。
因为这就是颜李学派现在面临的困境，而实际上这个困境，事功学在南宋时候就已经遇到了。
固然说，永嘉永康一派的事功学，因为各种原因被压制。
但在哲学构建上，和朱熹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内部无法完成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