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谁家的自由贸易，强制要求造更贵的重型商船且必须帮助朝廷培养水手海员的。
法国人是这个时代的念经王，英国取缔东印度公司的时候，鸦片战争都打完了。
法国可是比英国早一百年前，历史上就真的取缔过一次东印度公司了。
问题是，如果早早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营权，法国就不会在印度失败？专营垄断的大型资本集团在印度都竞争失败，靠小散商，居然能被认为在印度可以打赢孟加拉战役、卡那提克南印度战争？
自由贸易的理论，是美好的。
非常美好，大顺的松苏资本集团真的可喜欢了。
但现实操作起来，东印度公司存在、且拥有杜普莱克斯这样的一手遮天的实权人物时，能在南印度压着英国打；而历史上七年战争财政危机爆发后，取缔了东印度公司后，不久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印度全境……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法国还不够开放和贸易自由，所以才导致在印度失败；印度失败，则正可以证明法国的贸易开放还不够深入，资本不够自由。
这种螺旋话术，在1763年的法国，就已经成为显学了。
所以，刘钰坚决支持自由贸易，但只要除了大顺之外还有其余的国家存在东印度公司
这样的大型资本垄断集团组织，他就只是嘴上高喊，绝不取缔。
而大顺要取缔西洋贸易公司的垄断权的前提，就是英国战败，取消航海条例，伦敦东印度公司解体破产；法国带头，各国取缔东印度公司。
大顺不怕搞自由贸易，真要是大家都自由贸易，就算是航海成本、造船成本，物价革命传导末端的大顺，也能卷死整个欧洲的造船业和商船航海业。
所以，大顺这一次参与欧洲战争，所宣传的论调，将会得到整个欧洲的启蒙主义者的支持——大顺参与欧洲战争，不是为了大顺的利益，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瓦解罪恶的、不公平的、少数人得利的专营垄断的东西方贸易模式。
很多启蒙主义者会认为，这将是对旧时代邪恶的重商主义的终结，是一场关乎全人类福祉的伟大征伐，是这个时代最进步的事业。
道义上，会有很多人认为，本国征收关税是邪恶的、重商主义是邪恶的、科尔贝尔主义是邪恶的、本国工业保护也是邪恶的。
这些都是新时代的巴别塔，是阻止全人类理性去判断各国的自身比较优势而发展本国最适合的产业的毒瘤。
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本国适合种地就种地、本国适合纺织就纺织，放弃本国不适合的产业，只有这样才有全人类的未来——这个想法，源于欧洲的列国纷争，体量太小，互补性很强，他们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大顺还没把船开到欧洲，告诉这个时代的欧洲人：不，此时一个上三亿人口体量的国家，是有可能全面发展全产业的。
而这套理论，在大顺本身就已经实践了，并且依靠一个不算完美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做到了辽河种黄豆、山东养柞蚕、南洋种大米、福建种茶叶、松苏织棉布。
但这套理论的前提，是福建、山东、辽东、松苏都属于大顺。
虽然牵扯到一些内部地方势力的利益和百姓失业问题，但整体上各省都没有海军和陆军。
欧洲的问题是，我也想搓羊毛、你也想搓羊毛。
你说你更适合搓羊毛，我更适合养羊，可我还觉得我更适合搓羊毛，你更适合养羊呢。
凭啥你搓羊毛赚大钱，我养羊赚小钱？
这种空口争辩没啥用，最后还得上军舰、列兵，大炮。
谁的军舰多，谁就适合搓羊毛；军舰少的那个，适合养羊。
刘钰之前的欧洲之行，到处兜售自由贸易理念，配上他在启蒙主义者里的“理性学者”
的身份，效果是非常巨大的。
最起码，此时法国的显学，重农主义，肯定是在舆论上给大顺以极大的支持。
重农主义和种地无关，其核心思想是只收农业税，免除任何形式的工商税。
还有就是资本势力的此消彼长，这一次法国在印度战败，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损失惨重。
而之前一直没机会上车的资本，眼红已久，此时当然是盼着大顺直接把货运到法国，交了关税之后，由他们控制东方贸易品在法国和其殖民地的销售。
这和瑞典的情况还不一样。
瑞典没有广阔的内部市场，大顺与瑞典的合作，说的好听点是贸易，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欧洲最大的走私集团。
也就是英国议会关于“西印度蜜糖法案”
议会争论中的那句“北欧工业品将倾销殖民地”
的源头——北欧自己有个吊毛的工业品，倒是有两个超大号的和印度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东印度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