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的上海站，出站口挤满了人。
拎蛇皮袋的、扛编织筐的、抱孩子的、推自行车的。
广播里循环播著“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声音劈了叉，混在人群的嘈杂里。
陈大炮背著帆布袋走在前面，一只手拎著军挎包，另一只手护在林玉莲身侧。
一米八五的块头，硬生生在人堆里推土机似的趟出一条道。
林玉莲跟在后头，愣是连片衣角都没让人擦著。
出了站。
天灰濛濛的，透著股阴冷。
空气里全是煤烟混著黄浦江的腥气。
林玉莲站在站前广场上，抬头看了一眼。
马路对面是一溜光禿禿的法国梧桐，后头的老洋楼上刷著红漆大字：只生一个好。
她站了很久。
“认得路不？”陈大炮在旁边问。
林玉莲点头。
“认得。”
从火车站到愚园路，要坐两站公交加走一段弄堂。
公交车上，林玉莲几乎是贴著车窗在看外面。
百货大楼，老虎灶，炸油墩子的摊，修车皮子的老师傅。
这是梦里熬了十年的景。
可现在看著，觉得既近又远。
弄堂口的歪脖子槐树还在，粗了一圈。当年摇唤头的哑巴理髮匠，却没了踪影。
陈大炮余光一扫，瞧见儿媳妇的手直打哆嗦。
他没吭声。从挎包里掏出军用水壶，倒了半搪瓷缸热水，往前一递。
林玉莲没接。
她盯著窗外，嘴唇抿成一条线。
下车。过十字路口。
转进一条夹著法国梧桐的柏油路
愚园路。
林玉莲的脚步慢了下来。
最后步子拔不动了。
陈大炮跟著停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