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里主要的痕迹都抹掉了，是不是最近才擦了油泥，所以找不到什么。”
“对，这只表是擦了油泥后才得来的。”我心里想，他莫不是找个借口来掩饰他的窘态。若是表从未修过，又怎能找出什么有助于推断的痕迹呢？他用半闭着的无神的眼睛仰望着天花板说：“遗痕虽不多，我还是从中发现了一点东西，你听听。我想这只表是你哥哥的，是你父亲留给他的。”
“不错。你是从表的背面上所刻的H·W知道的吧？”
“是这样，W代表你的姓。这只表可能是50年前制造的。表上刻的字和制表的时期差不多，据此，我知道这是你上一辈的遗物。按照习惯，凡是珠宝一类的东西，多传给长子，长子又往往袭用父亲的名字。若是我没记错的话，你父亲已去世多年，这表我断定是你哥哥的。”
“对，你说得不错。还有别的吗？”
“你哥哥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起初他本前途光明，可他丢掉了好机会，所以常常生活困难，偶尔也有宽裕的日子，最终因为好喝酒而死。这是我从表上看出来的。”
“福尔摩斯，这可是你的不是了。”我很气愤地说，“我真无法相信，你会用这一套c你一定早就知道了我哥哥的悲剧，要不，你光凭这只表，是绝不能推测到这些情况的。我对你不敬了，你的那些话是在骗人。”
他和气地说：“亲爱的医生，请原谅，我向你保证，我怎么会调查你的哥哥。在我看到这只表以前，我一点都不清楚你还有一位哥哥。我只是猜想出来的，没想到会给你带来痛苦。”
“你说的和事实差不多。你真是个神仙，竟能从一块旧表上感觉出来。”
“这没有什么，我只是把设想的情况说出来，没想到会这么正确。”
“那么，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猜出来的吗？”
“可以。我这人从不胡乱猜测。那样做，只能有害于逻辑推理。你觉得奇怪，是因为你不了解我想问题的方法，没观察到能推断出大事来的小问题。我说你哥哥不拘小节是有原因的。你看，这只表下面的边上有两处凹痕，整个表的面上还有许多碰撞的痕迹，只有习惯于把表与钱币、钥匙之类硬东西放在一起的人才会这样。对于生活谨慎的人，怎会对价值50英镑的表这么不谨慎？单是这只表就这么贵，可见他的那笔遗产的数目也挺多，是这样吗？”
我点点头表示领会了他说的话。
“伦敦当铺有个惯例，每收起一只表，他们就用针尖把当票的号码刻在表的里面，这个方法比挂一个牌子好，不会出现号码丢掉或混乱的事。刚才打开表盖时，我通过放大镜发现，那里面至少有四个那样的号码。若是你的哥哥景况好，是不会去当铺的。但有时他的生活也不错，不然他怎么拿钱去赎表呢？最后，你瞧，这是钥匙孔的里盖，在钥匙孔的周围有很多刮痕，这是和钥匙摩擦才这样的。你想想，清醒的人插钥匙，怎会像喝醉的人那样，连插好几下呢？到了晚上，手表需要上弦，而醉汉的手哆哆嗦嗦，所以在表上留下手腕颤抖的痕迹。这没有什么太玄妙的。”
我说道：“你真厉害。真抱歉，我刚才对你的冒犯，请多原谅，我应当坚信你有绝顶的破案能力，目前你有案子吗？”
“还没有，正因为这样，我才找刺激呢。整天不用大脑考虑，有啥趣味呢？活得真没劲。来窗子这边瞧瞧这惨痛无奈的世界吧。看见什么了？只有雾气沿街飘散，擦着那些暗褐色的房屋飘浮而过，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吗？医生，你想，英雄无用武之地，有本事又有什么用呢？人们生活在世界上，有人从事犯罪勾当，这很寻常。在这世界上，除了寻常的事情还有什么呢？”
我正要回答他激烈的言论，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房东太太手里托着一个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放着一张名片。
她对福尔摩斯说：“有一位年轻的女人想见您。”
他看了看名片，说：“梅丽·摩斯坦小姐。这名字很陌生，哈德森太太，请她进来吧。华生，我的医师，你在这坐，别走。”
案情的描述
摩斯坦小姐迈着稳健的步伐，沉着冷静地走进屋里。她是一个浅发女郎，体态轻盈，穿着颜色调和的西服，戴着与之相配的手套。衣服是暗褐色的毛呢料，没有花边和装饰，头上戴着一顶同样暗褐色的帽子，边上插着一根白翎毛。她的衣着朴素，可以看出她的生活不怎么宽裕。她谈不上漂亮，但她长得很温柔可爱。一双蔚蓝色的大眼睛，炯炯有神。我到过三大洲和很多国家，却从未见到有她这样聪慧面容的女人。摩斯坦小姐坐下时，她的嘴唇和双手轻微地颤动，看样子还处在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
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您以前解决过一次希瑟尔·弗里斯特夫人的家庭纠纷。困此我很钦佩您，今天我特地向您请教。”
他略一沉思，说：“希瑟尔·福里斯特夫人，
“她并不这么想。最起码，我所请教的案子，我的境遇更让人费解了。”我记得她的案子没什么，很简单。”您不能说简单。我想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双目灼灼放光。他的上身向前微倾，脸上现出兴致盎然、精神高度集中的样子。他郑重地说：“您说说案情吧。”
我觉得在此有些不便，于是起身说道：“很抱歉，我失陪了。”
我没想到年轻的姑娘用戴手套的手止住我，说道：“您多坐会儿，说不定会给我不少帮助呢！”
我不好推辞，重新坐下。
她继续说：“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驻印度的军官，我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回英国，我母亲去世得早，国内没有亲戚，于是把我送到爱丁堡城读书。那是一个环境舒适的寄宿学校，我一直到十七岁那一年才离开那儿。1878年，我父亲是那团里资格最老的上尉，他请了一年的长假，返回祖国。他从伦敦拍来电报告诉我，他已来到伦敦，住在朗厄姆旅馆，催促我快些去相聚。我还记得，在他的电文里充满了慈爱。我一到伦敦就坐车去了朗厄姆旅馆。司事告诉我，摩斯坦上尉确是住在那里，但已经出去两天了，至今未归。我等了一天，还没消息。在夜里，我听从旅馆经理的建议，报告到警察局，之后，亦在各类报纸刊登了寻人启事。可是，至今没有一点儿消息。他原想这次回家好好享享清福，可谁知……”她用手摸着喉部，话还没有说完，已经泣不成声了。
福尔摩斯打开记事本，问她：“你还记得失踪的日期吗？”
“记得，是1878年l2月3日那天，到现在快10年了。”
“你父亲的行李呢？”
“在旅馆里。他的那些东西里，找不出什么线索，就是些书和衣服，以前他在安达曼群岛是个管犯人的军官，他那儿还有从岛上带来的古玩。”
“在伦敦，你父亲有朋友吗？”
“有，驻孟买陆军第34团的舒尔托少校，同我父亲在一个团里，我只知道他。他退伍较早，住在上诺伍德。我向他打听过这件事，他压根儿不知道我父亲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