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个十年是71岁～80岁：佛学时期；
第九个时期是81岁以后的人生：随缘时期。
我一生推动人间佛教，对佛教多所兴革；一生自奉慎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我最初信仰的启蒙，外婆是最重要的因缘。
当时很少看到出家人，但是外婆很尊重出家人，她常常告诉我：“三宝最好，三宝最重要，三宝功德无边，做人要尊敬三宝。”我当时根本不懂三宝，只知有观音老母。
外婆去参加上供，我偶尔会跟随她去参加，也因为这样，在四五岁就学会了《般若心经》，也懂得要吃素，我的性格和外婆比较接近。有时候，没有跟随外婆出门，她从外面回来会带一包的饼食回来，我就在门口等，所以我知道台湾话“等路”（伴手礼）是什么意思。能够分得到一点供果，也算是有一点地位的，就等于是现在说的“功德主”。给我的印象是，她带东西回来，没有给我感觉到她盛气凌人，她是高高在上的施主，她很伟大。感觉她是很慈祥，很体贴安详地拿给我们吃，让人吃得很有尊严、很温馨，不是一种赏赐。她的劝善不是买卖性的，是没有条件的。她不会说：“你吃了要用功，吃了会开智慧，吃了会很有功德，吃了会消灾，吃了会健康……”她带回供果，就是很欢喜地分给我们。日后，我才稍稍懂得，外婆为我示现布施要做到“自他欢喜”的身教。
七八岁时我与外婆长住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二十岁生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二十五岁生我。为什么会去跟外婆住？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外婆。
从小我学到外婆的勤奋、正派、勇敢、不计较。在家里，虽然不是排行长男，但是家里的人都重视我，对我的发言，对我的意见，都会尊重。现在回想起来，是由于我的正派，我的懂事，我不顽皮，才让家人接受。我母亲喜欢打打小牌，赢了钱，是春风满面，输了钱就不是了。她身体不好，所以从小我就会煮饭、煮菜给家人吃，没去计较谁要去煮。对于家事，我自认我是认真用心地学习。像煮早餐，早上起来，一把米放到锅里煮，煮得快烂了，再把面糊放进锅里头，吃起来也有几粒米，叫“糁籽粥”。配一点萝卜干等咸味的东西。假如“糁籽粥”馊了、坏了，我也会处理，就到田里割一些韭菜回来，洗一洗，混到锅里，把异味消除掉。
到了中午，没得东西吃，就继续吃“糁籽粥”。如果妈妈上街，就买一些菜、饭回来。虽然我不到十岁，煮饭给家人吃是难不倒我的。这项乐意为人服务的个性，也是遗传自我的外婆。不过大部分都是外婆买来煮给我们吃，因为，外婆疼爱我们，小孩吃饱了，外婆要离开时，我就跟着回到她的家了。
外婆离我妈妈家很近，很早就一个人独居，但她没有独居老人的悲观落寞，每天精神奕奕，天未亮就到菜园工作，帮街坊邻舍排忧解难，到善堂去共修……屋里屋外，始终是窗明几净，我常常感觉在外婆的家，像童话故事仙人的住处，四周飘着有五色的云彩。
一九三一年左右，我的大舅母被大水淹死了，后来大舅又讨了一个后舅母，性格凶悍，后来就分家出去了。外婆和二舅住，二舅不大在家，他是个牛贩子，现在的话叫做“牛的经纪人”，就是牛在买卖的时候，专门帮人家评鉴这头牛值多少钱。在那个时代，牛是一家的财产，人家要买牛，就找他看一下。他为人敦厚，是一个老实人，我比较喜欢他。
三舅能活到近九十岁，实在了不起。他先在国民党，后来在“和平军”，再后来又在日本兵里工作，之后又在游击队，跳来跳去。我记得他最高做过“乡队长”，很神气，但我不喜欢和他亲近。
外婆与二舅的感情好一点，二舅也比较孝顺外婆，基本上当时外婆等于没有儿女了。因为外婆三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也各有各的路要走，因此，外婆离开他们的依附，早早就独立。不过她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也许由于我外公的早逝，让外婆看透人间的无常，内心坚强起来。外公是做裁缝的，在我五六岁时，外公就逝世了，当时不懂，还在玩闹，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只觉得他怎么老是在睡觉？记忆中，外婆面临外公的死亡，并没太激烈的惊慌，只记得她轻声地哭唱着，像悠悠的祭文：“你为什么狠心抛下我，叫我一个人怎么办？”哀而不伤，但让人感受夫妻之间情深义重的想念。我会和外婆住，是祖孙两人习性相近，她也是得其所哉。
不识字的外婆，是个有见识的人，坚持让我受教育，送我去念书。
记得，第一天到私塾书馆去念书，念了一个字：“人”。这个“人”字，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把“做人”列为最重要的课题，试想，一个人做得不像个人，说的话也不像个人，再严重一点，礼义羞愧之心都没有，所谓的“人面兽心”，人到了已经不像个人，那多没有价值呀！第二天，再学“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这些念诵的单字，都是生活上具体可见的实物，先生从我们看过的东西教起，这样的教育方式很有成效。
外婆送我去念书，一天要给四个铜板。十个铜板一角钱，也就是每天交四分钱。外婆每天给我四分钱交给老师，四分钱给我吃早餐，二分钱一个烧饼，要吃二个才饱，天还没有亮就去念书了。
那时候念书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都要背书。由于战乱，时常要更换上课的场所、老师，课本也是有一课没一课地学习。由于学习无法连贯，加上也没有大人可以温习课业，课文就不容易会背，经常记不起来。我记得有一次，明天要背书了，老师也没有教内文，教了也记不得，吓得晚上睡不着。我就慢慢体会睡觉前回忆所念的书，嘴不动，苦思，醒来起床之前回想一下昨天晚上所想的，就记得了，这是我发明的“睡眠记忆法”，百试不爽。
那时候，战乱贫穷是社会的普遍写照。有钱就拿四个铜板去念书，没有钱就去不了。老师也谅解，他不会问你昨天为什么不来，他知道你家里没有钱。外婆给过我几次钱去读书，因为后来战乱、打仗、迁徙……难以有完整的学习环境和进展，但不论迁徙到哪里，她都会想办法找到私塾供给我读书。那时候，我不大懂，有读、没读无所谓，因为我喜欢做家务，扫地、洗碗、抹窗子、整理厨房……
外婆独立自足，从没在她的口里听到过她怨儿女的不孝，叹时局命运的不好，不论环境人事如何的险恶艰难，外婆总是安忍如一座山，平静如一泓泉……外婆的“忍功”，潜移默化了我的性格，让我在青年时，只身渡海来台，只为一腔弘法的热血，不畏茫茫的未来，这个“忍得住”的性格，我想，是外婆影响了我。
外婆从不疾言厉色，好像也很少睡觉的。她对任何人都是轻言细语，每当夜晚我睡觉了，她还在做晚课，有时候我还没有睡着，她端坐在**打坐运功，肚子就“哗啦哗啦”翻江倒海地响着，有时候还会给声音吵醒。我就问她：“外婆，您肚子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响？”她说：“这是功夫啊！”
我离开大陆前曾回到家乡去看她，问她：“外婆，功夫有在吗？”外婆说：“当然，功夫怎么能丢了？”那时候外婆应该已经六十几岁了。我自以为懂得一些佛法了，刚刚有日本的飞机从空中飞过，我说：“外婆，飞机引擎声更响，那生死能了吗？对烦恼能解脱吗？对道德能增加吗？”外婆听完，脸色都变了。那时候的我，洋洋得意，自以为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念了佛学院，并且在外面参学，我所知道的大和尚们的肚子都不会叫，他们都是讲究要道德、要慈悲、要有智慧。
数年后，我才惊觉，我的无知，我的残忍。外婆的“功夫”是她几十年一生努力所成，我摧毁她心目中信仰的“成绩单”，我的得意换来她的失意，是很不应该的，我对外婆感到很抱歉。
信仰是超越言语文字的，外婆虔诚礼敬，举头三尺有神明，有善恶报应的观念，能行善助人，我想，比一个知识分子自私自利、只想图利自己的心高尚神圣多了。外婆，她到底是一个有信仰善根的人，虽然不识字，但《金刚经》、《普门品》、《阿弥陀经》都会背诵。很多的偈语，她也都会唱，也唱得很好听。
她对我们的教育，是一种鼓励的教育。她也不会指使我们要怎么做事，但是在我们工作中，例如：我扫地的时候，她就会说：“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让人听了很欢喜，觉得要扫得更好、更干净。一般人认为洒扫是“鄙事”，外婆视为是一种“品人”的方法，能不能成就，要从小地方着手。近年大企业在用人时，也都是从小细节观察一个人有没有用。有个公司在应征新人，以摆放在门口的鞋子有没有整齐，作为录用的标准。他们的观点是：“连双鞋子脱下来都摆不正的人，如何放心交给他重要的任务？”
外婆经常带糖果回来，有时候我也会拿一颗糖给别的小孩，她见了也很高兴，会满面笑容地说：“能分一点给别人吃，你很好啊！懂得结善缘！”外婆鼓励我把拥有的分享给别人的教育，我觉得现代的父母如果能教小孩把玩具、糖果，甚至把故事书、零用钱也分给贫穷的孩子，培养小孩“给”的性格，那么，我们的社会是个温暖互助的人间净土。
有时候，卖小鸡的来了，她鼓励我：“你买一只！黑的、白的、花的，给你选。”帮我出钱，让我自己养。我养了几次小鸡、小鸭，细心地照顾它们。她看出我对小动物的爱心，告诉我：“你要爱护它，不要给它饿肚子哦，要给它有地方住，给它睡觉。”她教我要爱惜生命，外婆的“生命教育”是成功的，让我看到一只缺嘴小鸡，会替它心疼流泪。如果我们的生命教育培养出的小孩心地柔软，懂得爱惜小动物，那么自然对人不会侵犯，不会去伤害人的。
邻家有个小女孩患有小儿麻痹症，外婆叮咛我不可以欺负小女孩，她说残缺也是一种美丽（沈祯绘）
记得，邻家有个小女孩患有小儿麻痹症，常被一些顽皮的孩童欺负，嘲笑她，甚至用石子丢她。外婆叮咛我：“你不可以欺负她，不可以看不起她哦！残缺也是一种美丽。”是呀，外在的残缺还可以补救，心灵的残缺，像贪嗔痴，忘恩负义，对人的苦难没有慈悲心，这样的心灵残缺比肢体的缺陷，更让人痛心。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发生大屠杀，波及故乡扬州，日本军人四处放火杀人。外婆家很大，必定成为战火下摧残的目标。她召集家族说：“不要同归于尽。”意思是说：“你们都往后方逃难吧，让我留下来，我来看家。”她已经计划要牺牲了。外婆一介弱女子却不输巾帼英雄的气概。当时，我感觉，外婆像大厅堂的神明，那样地伟大、崇高。
日本人轰炸家乡，把房子都烧了，四处有很多的破铜烂铁，外婆从废墟里把它捡回来，重新再使用。她叫我们要爱惜、要节俭。外婆说：“破铜烂铁也能成钢！”她教我不要只看到表相上的“无用”，要能看到“无用的大用”。外婆的“慧眼”，看出破铜也具有钢铁的质地，让我在日后课徒或弘法度众的历程中，不轻易舍弃一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年冬岁残，我扛了一条被单，在大雪飘飘中随着人潮逃难，第一站到兴化。第一天就住在一个善人的寺庙里，没有出家人，蛮清幽的。里头挤满了逃难的人，已没得地方住，就给我们住在水车棚里，我们几十个人，就在那里安身，棚里的空间很大，绰绰有余。逃难的人如惊弓之鸟，有栖身处，大家都万分感念这份萍水相逢的恩情。至于当时厕所、洗澡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已经不复记忆了。
当时，我们随身都带一个锅，随地两块砖头一放，随便抓点草啊什么东西来煮，填饱肚皮不为难也。冷天，大伙拾柴烤火取暖，还算能度日。遥望一百华里以外的南京城，火光冲天，布满整个天空。
就像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场战火不知要延烧到何时？留在家乡的外婆可否平安？虽有母亲在身边，但小小的心灵，我还是时时记挂着外婆的安危。只是不敢开口询问，怕给母亲担心。不知过了几天，外婆找到我们，来到水车棚。
劫后余生的外婆，告诉我们她一路惊险的情况，她怎么逃出日本兵的枪炮刺刀。她说，日本人一到，就烧我们的房子，在门外围满了稻草，眼看就要把她烧死。那个日本人正要擦火柴时，刚好另一边有个日本兵大声地叫唤他，他赶紧放下火柴，跑上前去。外婆就趁“千钧一发”之际，逃开这场火劫。
两天后，外婆不放心家里被烧得怎么样，想回家看看。那时候我十岁，我跟外婆说，我跟您去。外婆最初不答应，禁不起我的央求，我和外婆一起回到家。家里的屋子还在烧着，都过了大半个月后，为什么？因为有黄豆、米谷在焖烧。
后来日本人又来把外婆抓去，我在后面追赶，日本人就踢我、打我。她近六十岁的老人，日本人抓她去煮饭，我二度和外婆失散，认不得路，回不去逃难的栖身处，自此过着流浪乱走的日子。
当年我才十岁，和外婆走散了，心里很想念外婆，但很奇怪的是，我并没有害怕。因为，只要回想和外婆住在一起的清晨夜晚，外婆买回的烧饼油条，外婆在如豆的灯下，安详地诵着经文，这些画面和声音具有强大的力量，让我感觉外婆还陪在我的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