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岁那年，听说有一部汽车要从扬州通行到邵伯，会经过家乡的运河。当时，河两边的公路都有了，但钢铁做的“洋桥”还没有修好，不过倒还有一座木桥可以通过。大概由于车里的人有急事要办，这部汽车就借道木桥想要过河，但到底木桥的承载力不比洋桥，这部车子竟然掉到运河里去，引来成千上万的人在岸边观看热闹。至于有人伤亡没有，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一年看过汽车以后，我就随着母亲到南京寻找父亲。在江都，我们租了一条小轮船，从扬子江走到镇江，上岸的时候，已经夜幕低垂。母亲带我到一家小饭店吃饭，我忽然看到镇江火车站的火车正要开动，不禁惊呼：“妈妈，不得了了，你看，房子都在走路！”
我记得母亲还取笑我说：“你这个扬州虚子，那是火车啊！你真是大惊小怪。”当时我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只感到很好奇。那天晚上，我们母子两人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可是我一夜难眠，盼望着天亮一早能够看到火车长得什么样子。
坐马车体验当地交通工具
那时候我和母亲的想法，只是在江南一些寺庙访问，看看有没有人是否知道父亲从这里走过，或许可以借机探寻到父亲的下落。因为父亲是个会做素食的业余厨师，常常应邀到各个寺庙帮忙煮素菜。到今天，我自认为长于素食的各种烹饪方法，这应该是得自父亲的遗传吧。
在镇江各个寺庙里没有打听到父亲的音讯，母亲就说，不然，我们到栖霞山看看吧。栖霞山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就这样漫无目标地走。那时候，我的哥哥只是个会读书的书呆子，弟弟年纪太小，我的姐姐已是个大姑娘了，不能抛头露面，并且怕日本人会把她抓走，所以母亲就要我陪她同行。
我们从镇江坐火车到南京，经过栖霞山的小站就下来了。到了栖霞山的山门口，正不知如何进去寺里时，刚刚看到门前有军队正在练操。现在想起来，那应该是南京汪精卫要组织“和平政府”之前，在训练“和平军”吧。我好奇地观看军队受训，正在看得入神的时候，有一位知客师父走过来跟我讲话，就这样的因缘，我决定了终身，在栖霞山出家做和尚了。
山区陡坡，牵马步行
出家之后，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也没有火车，不过，对年轻人来说，两只脚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在栖霞山上，我经常从这个山头翻到那个山头，上山下山，如履平地。偶尔，奉师父之命到南京送信，或在春秋季节宝华山传戒期间，前去戒场观摩学习。大概在我七八年的栖霞生活中，应该每一年都是从栖霞走路到宝华山，两地路行约三十六华里，记得我还利用走路的时间，学会一些佛教里的歌谣，例如：
金山腿子高旻香，
焦山包子盖三江，
常州天宁寺好供养，
上海海会寺里啦腔。
以及：
要受华山戒，扁担绳子随身带，
打了上堂斋，吃得臭咸菜，
出了灯油钱，蹲在黑地拜，
谁要再受华山戒，要把一切忍下来。
除了走路，回想我在南京的日子，我坐过马车，也曾在上海坐过电车，算一算，我的交通种类的记录也相当可观。
初到台湾时，我们“僧侣救护队”一行人坐了运煤的火车到台南，预备要找单位报到。后来由于人数不足，救护队没有组织成功，宣布解散以后，我就到中坜圆光寺挂单了。
在那动**的时代，我感谢常住对我们的接纳，自愿发心为常住服务劳役，一时之间，我反而成为货物的交通工具了。因为我几乎每周都有二三次要走十四里黄泥的路段，到中坜街上为常住采购三餐的食粮，用“犁阿卡”（台湾话：手拉车）把它拉回寺里。有时候遇到上坡，那几百斤的货物，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担负，总要勉力才能够拉得上去，甚至因为用力过度拉到呕吐了。说起来，人做了货物的交通工具，真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后来心里想，常常为了食用的米粮，就要跑到十几里路外采购，走路实在不太方便，我应该要学习骑脚踏车。那时候，每参加一次法会，都会分到一点钱，存到一个数量后，大概在一九四九年的秋冬之间，我买了一部旧的脚踏车代步，这样就可以来去快一点了。
由于自己骑车的技术不好，有一次，在一条只容一人擦身而过的小径上，一边是田地，一边是深沟，忽然看到远远走来两个小学生，我想，我要下来也不容易，就大叫：“你们要让路啊！”
那两个学生听我这么一喊，真的赶快自己就站到田里去，把小径让给我走。当下我动了一个念头：“哎呀，真好，这两个学生这么乖巧啊！”结果这个妄念一起，我立刻连人带车，头朝下的栽到二三丈的深沟里去。一阵天旋地转，在晕过去之前，我想，这一次必死无疑了。
不知经过多少时间，我慢慢地睁开眼睛，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四周看了一看，哦，还有树，还有草，还有黄泥土，这不是跟人间一样吗？难道阴间和人间一样吗？再摸摸自己的头，摸摸自己的身体，才感觉到：啊！我没有死，我还活着。
我坐了起来，看看我的脚踏车，在身边数丈的范围内，已经跌得支离破碎了，数一数，大概也有三四十块。舍不得就这么放弃，我就把捆货物的皮带解开，把脚踏车的零件残骸捆绑起来，自己再把它扛回圆光寺。为什么呢？想到将来当个废铁卖，也应该可以卖到一两块钱吧！
就在我扛着脚踏车的时候，忽然想到，平常脚踏车是给人骑的交通工具，现在它来骑我（我扛着它），究竟是人骑车呢？还是车骑人呢？这倒也成为一桩禅门公案了。
记得在一九五三年的元月，我从台北要到宜兰弘法，乘坐公路局的汽车，整整坐了四个小时才到宜兰。沿途，碎石子的路面让车子颠簸不已。我就感觉到，一个社会要想进步，必定要从交通道路的改善开始。有了通畅的交通，就等于人体的血脉畅通，身体才会健康，社会才能迅速发展。
按理说，公路局的车子应该在宜兰的北门口，也就是雷音寺的旁边，停下来让我下车。但是那时候公路局的行车规矩严格，一定要把我载到火车站去不可，这让我又走了二十分钟的路程才回到雷音寺。从那以后，铁路、公车，就成为我弘法的专车，因为在一九五〇年代，我还没有机会坐到小汽车，能够有公路局的大车搭乘，就已经觉得很受优惠了。
我在台湾展开了弘法，有时候别人用脚踏车载我，有时候我用脚踏车载人；偶尔也会坐到黄包车，也坐过三轮车，甚至像我从台北的猴硐到青洞坑，必须搭糖厂的五分车（小火车），假如要下乡到更偏远的地方，就还要再坐一段运煤的“轻便车”才能到达。这些都是我常坐的交通工具，至于社会普遍的牛车、人拉的拖板车，就不在话下了。
于佛光山新营讲堂前广场骑脚踏车
渐渐地，我与台湾的各界结了缘，经常应邀到学校讲演，到监狱开示，也曾受军队邀约讲话。军中的舰艇、吉普车，甚至金门战车（坦克车），他们都给我坐过。
说到战车，一九四九年古宁头大战发生，解放军登陆金门，双方激战后，解放军损失较大。原因是金门的国民党军队有两部战车，虽然一部抛锚故障，只有一部发挥功用，但这部战车万夫莫敌，发挥极大的威力。有人说，这几十年来，台湾获得安全，两岸能够无事平安，这一部战车功劳不小。我几次赴金门，都还特地前往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