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磡讲演
一九八九年，我在香港油麻地梁显利社区服务中心主持三天讲座，主讲“胜鬘夫人十大受”、“普贤菩萨十大愿”、“因果报应十来偈”；同年又应邀前往香港沙田大会堂主讲“禅师与禅诗”、“禅心与人心”、“禅道与禅法”。由于香港人热切闻法，听众越来越多，一九九〇年起，场地更换至香港红磡体育馆。二十多年来，香港人由过去忌讳见到出家人，到现在欢喜学佛、行佛，可以说每年不辞辛苦连续三天讲说弘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改变了香港人对佛教的看法。
后来，我到南部高雄讲经说法，高雄人比较热情，讲过了之后，又一直要我再到别处去讲，我讲过的场所不断地扩展，不过也和我在台北一样，我在台北讲，只有台北人知道，在高雄讲，只有高雄人知道。
于台北艺术馆讲演“从金刚经说到般若空性的研究”，由慈惠法师翻译（一九七五年十月）
再后来到香港讲演，情况就有不同了。我在香港弘讲的地方很多，来的人也多，尤其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大概每次都有两三万人来听讲，不但听众多，今天讲完，明天全世界都知道了！
原来很多香港人的亲朋好友，都散布在全世界各地做生意，我讲演的时间从晚上七点讲到九点，解散后，听众们回到家大约是十点、十一点，那正是他们的亲朋好友在欧美的早晨，他们就互通电话，讨论讲演的内容。所以，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
一般人说“一夜成名”，我是真有这种感觉。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也是一年讲三天，连续二十年没有间断过。
回忆起来，我在香港讲演的扩散力确实很强大。例如一九九二年，澳大利亚南天寺要动土，我去主持奠基典礼。当时我们在澳大利亚没有信徒，也没有朋友，只是有这个热心，因为政府提供土地给我们建寺，有这样的好因好缘，就欣然前往了。
南天寺位于澳大利亚东南岸的卧龙岗市（Wollongong），大家已经准备好几百个便当，供应前来参加奠基典礼的信徒。原本估计人数最多是三百人而已，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万一人来多了怎么办呢？我就说服大家，至少应该准备一千份，但是大家总认为我的估计是错误的，一定会失算。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之后，我前思后想，万一来参加的人真的有一千人以上怎么办？我们宁可多做一点，吃不了不要紧，如果不够吃，在那个荒山郊外，信徒们去哪里吃饭呢？也有人提议，可以临时去买面包，但是给人面包不如给便当吃。所以我和徒众们一夜没睡觉，又多包了五百个便当。
第二天，典礼正式开始，来的人数居然在五千人以上，只好临时炒面，连泡面都拿出来炒。怎么忽然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呢？我听到许多信徒在路上聊天，虽然他们都讲广东话，但是我多少能听懂一点，意思大概是打电话给他的媳妇、儿子、亲朋好友，说星云大师在这里建寺院，叫他们要来参加。这次在卧龙岗的奠基典礼，让我深刻领教了香港人的扩散力。
说到听众的反应，台湾的听众，在我接引的信众里算是最没有反应的。我在台湾，从乡村讲到都市，从寺院讲到学校，从监狱讲到工厂，从民间讲到官府，讲的好与不好，几乎都没有得到过反应。一场讲演等于水泡，讲完，水泡就消失了，一切归于平静。
我曾在台湾的三个电视台游走，从“中华电视台”到台湾电视公司；从“中国电视台”再到其他的电台，录制过数千集的节目。所有的艺人，恐怕都没有像我这样的经历，三十多年来，在电视台讲说不停。我一样也没有得到过反应，讲得好或不好？我还是不知道。
不过，宜兰弘法队的队员倒是曾经给过我一些鼓励。记得我在农村庙口广场讲演过后，大概都已经晚上了。要回寺时，农村的民众总是鼓掌欢送。我们踏着月光，几十个弘法队的队员骑着单车，一路就在朦胧的月光下唱着歌回程，回到道场都已经十一二点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想解散，兴奋地在那里讲说今天弘法的成果。
我在《弘法者之歌》里写着“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蒙眬”，描述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农村的听众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不知道，但是弘法队的队员一个个地受到感动，甚至发愿参与终生弘法的工作，为佛教努力。外出度众有没有得到效果先不谈，“自度”倒是真有效果了。
其实在五十年前，我们在台湾的弘法也不全是那么顺利，有好多场次，几乎都和警察捉迷藏。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龙潭的一个乡村神庙前举办弘法大会，当时有一两千位听众，我才开始讲说不久，就有警察人员走到讲演台旁，用低沉的声音呵斥我，强势地要我下台，命令我解散。不过我一下来，也很不客气地对警察说，我们讲的都是净化社会人心的道理，不是违法集众，那场讲演到最后当然是自然解散，没有出任何问题。
还有一次到花莲讲演，没有事前宣传，也没有广告，我到的那天下午才开始敲锣示众。记得有一个人打着锣，“铛！铛！铛！……”好几声，然后就说：“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今天下午七点，在某寺庙的广场，星云法师要讲说佛法，欢迎大家参加。”接着又“铛！铛！铛！……”就这样重复地说。不久，警察找到我们的团体，呵斥我们，说要找主事的人。
一些年轻的弘法队员都吓得手足无措，只有我向前走去，我说：“我们是从台北来弘法的，为什么台北可以，花莲却不行呢？”警察拿我没有办法，也只好勉强答应我们在这里弘法，只要负责好安全及交通。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一定负责到底。于是我谢谢警察后，就回去讲演了。
当时在外面演讲，经常要经过这样的波折，实在说，在那个威权时代，确实要有一点勇气，才能在台湾散播佛法的种子。
我到底是如何从一个讲话会发抖的人，变成可以向大众演讲的人呢？其实有几个例子可以跟大家做个说明。
我这个人胸无城府，常常想到要讲的主题，都会事先告诉同伴、同寮的法师。可是到了当天，那个主题往往被人抢在前面讲，就把我的题材讲完了。所以我很着急，心想：“糟糕！今天要讲的话都给人讲完了，怎么办？”我只好急中生智，再重新思考另外一个讲题。
所以到了后来，信徒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来问我，我大部分都可以立刻给他回答，绝不会拖泥带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训练自己的头脑，可以马上应变，在时间紧急的时候，也能将所学的、所经历的事情，以最急迫的时间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
关于这样的事情，煮云法师是我很好的兄弟朋友，对我最为佩服。不论在哪里讲演，人家出个什么题目，他总是说我星云某人“不成问题”。但是，这个“不成问题”，可是在多少艰难的考验下，慢慢才真的“不成问题”了。
更有些时候，常有团体找我讲话，只给我三分钟、五分钟，那是最难回答的。因为时间那么短暂，能讲出什么呢？我也不断地磨炼自己，虽然只是三分钟，我总要给人一些金玉良言，所以不管时间长短，我都会欣然应许。
尤其经常也有人问我：“请你给我一句话吧！”突然要说一句话，该从何说起呢？这一句话实在比一场演讲还要困难。因为一句话就要让人可以一生受用，所以我常常在紧急之下，马上要了解对方是什么身份、什么程度，再送他一句话结缘。
后来我自己也得知，原来每一句话都可以做为“一句话”的座右铭，但要观机逗教，否则不能尽如人意。例如：“做己贵人”、“享有就好”、“肯定自己”、“不忘初心”、“忍耐最好”、“我是佛”等等，我也会引用像“相信因果”、“明因识果”、“惜缘惜福”等，来做为开示的结缘。
还有一些突发状况，也训练我在短时间内就能打好腹稿。五十多年前，初到宜兰，访客特别多，写文章、编辑等的事务也很多，有时候一天忙下来，不知不觉就到了晚上。忽然要我上台讲演，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般的老师在上课前，都要做一些准备功课，但是我都没有办法准备，到台上去能讲些什么呢？也经常会有脑海里一片空白的时候。这就训练我，也逼迫我必须要有急智，要能应付突发事件。
后来不管是忙到晚上，忽然要讲演了，只要自己在椅子上静坐五分钟，或者去拜佛十二拜，跟后再到台上，就会自觉很有力量、很有内容。所以佛法里常说“佛菩萨加持”，大概就是这种力量吧！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以后，当时我担任东方佛教学院的院长，朝山会馆经常来一通电话：“师父！有一些信徒要请您开示。”朝山会馆有许多信徒，各种职业的人都有，他们集中而来，有的是建筑工会，有的是水利会，有的是艺术团体的老师，有的是企业家，还有妇女、青年或儿童，各种职业的人士都有。面对这许多不同的对象，我要如何讲说呢？
幸好，我每次从学院到朝山会馆，都要经过一座桥梁，每每我走过这座桥的时候，就让我可以思考该如何讲说佛法。这座桥，就是佛光山的“宝桥”，佛经有一个故事叫“宝桥度佛”，我真的就是靠这一座桥，给我一点思考的时间，所以我很感谢这座桥梁对我的贡献。
因为来的人各有不同的职业，我必须要像观世音菩萨“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我见到农夫，就跟他讲农业；见到商人，我就讲经济；见到青年，就跟他讲佛教对青年的关系；遇到妇女，就讲家庭治理之道，往往都能收到效果。经常也有些性质类似的团体来，比方妇女的团体，我就把昨天对妇女讲的话，对今天第二批的妇女再说一次。
应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佛学研究会之邀，举行佛学讲座（二〇〇一年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