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那个时候，朝山会馆有一位叫宏恩的服务员（依庵法师），只要我一开讲，她就站到旁边做听众。我怕她取笑我老是每天都讲同样的东西，所以都尽量讲不同的内容，要想出很多不同的题目，当时的确是很困难、很辛苦的。到了今天，我很感谢依庵法师，她自己也不知道帮助我这许多的进步，逼迫我去思考，逼迫我去用心。
所以，一个人在学习的阶段，只要能接受压力，接受推挤，能够乐观，就会有所进步。
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也研究了很多方法来学会讲演，例如，用“四分法”最为妥当。什么是“四分法”呢？如果只是漫谈，听众会记不清楚你讲过了些什么，所以最好把大纲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列点下来，让听者至少都能记住纲目，了解我说的大意。
我也学会了逆向思考。因为讲演不能老是像老生常谈，就像“劝世文”一样，老是要人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三皈五戒、四圣谛、十二因缘，这样终究不能交代得过去。我觉得可以改为逆向思考，在讲说的内容里加进一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你对我错”、“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
这许多的问题，看起来都很简单，但都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到的道理。因为一般人只知道“我大你小”、“我对你错”、“我有你无”、“我乐你苦”。但是将这个思考反过来想，你再说出一个道理，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好比我经常引用一个故事：
一个张姓人家经常家庭不和，就问李姓人家：“你们家都一团和气，为什么我们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人就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大家都是好人，就容易吵架；而我们家都承认是自己的错误，都是坏人，那就不容易吵架了。”这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接着举例说：好比李家的茶杯打坏了，一个人就赶快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把茶杯打坏了。”另一人会说：“是我放在那里的，都怪我不好！”大家都承认错误，当然就吵不起来了。
张家的人不是这样，茶杯打坏了，打坏的人就先大叫：“谁把茶杯放在这里？”打坏的人没错，都是放的人的错。放茶杯的人也不服气，就说：“是我把茶杯放在那里，谁叫你把它打坏呢？”所以张家就经常吵闹不休。
这样的故事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目的是教导大家，认错是美德，认错是勇气，只要学会“你对我错”，反而能解决问题，不伤和气。类似这种人间生活的譬喻，让我深深感觉到佛教对生活的重要，很适用于佛教的人间化，于是心中慢慢思考、**漾、成形，后来索性对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打起了招牌，彻底地宣扬了。
受广州中山大学许宁生校长之邀，于南校区怀士堂讲演“人生财富知多少”（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除了在时间紧迫下养成快速打腹稿的方法之外，在诸多讲演经验之下，我也找出一些讲演的技巧。
例如讲演时，我一向不喜欢讲说陈腔滥调，我认为应该做到“语不惊人誓不休”，所以常用故事来表达佛法深奥的道理。可以讲的故事很多，如：“哭婆与笑婆”、“二鬼争尸”、“师徒大小”、“石头的价钱”，甚至“三八二十三”，等等，这许多话题，往往都能赢得广大群众的欢喜。
还有，演讲不但要说故事，还要有些新意。假设一场讲演，台下坐了几百人、几千人，如果台上的人只是个人耍嘴皮子，内容也会显得单调乏味，这样说、那样说，也不一定都能合乎大家的胃口，所以可以将音乐和舞蹈串联起来，和讲演合在一起，提高大家的注意力。好比我在“国父纪念馆”讲演之前，都有十五或二十分钟的表演，如敦煌舞、古典舞、佛教音乐、梵呗赞颂等，这些表演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也是弘法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应乡亲之邀，前往鉴真图书馆“扬州讲坛”登坛开讲“人生与财富”（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说法要注意的重点很多，不过最重要的是要契理契机，所谓“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这才是佛法。
我在一九五二年，对《普门品》，即所谓的《观音经》曾有过一些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观音菩萨三十三应化身、十九种说法，真的是妙趣无穷。因此我每次讲说的时候，总会想到对方是什么人，应该跟他们讲说些什么道理。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晚上，一群大陆的麻醉师来访，要我为他们说法，我就跟他们讲麻醉医师的贡献。假如今天来的是师范学校老师的聚会，我就改讲佛教的教育，这就是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
很多地方为什么会请我去演讲？其实也是因缘所成。像我的徒众们，知道我常常在各处讲说，所以哪里有需要演讲，都会告诉我说：“师父您去！那里有工厂，工人需要佛法；师父您去，那是一个官府，官员难得请出家人说法；师父您去……”到处都是这里很重要，那里也很重要，所以我自己就体会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我都可以因应大家的重要。
其实我很平凡，我是一个没有进过学校读过书的平凡僧侣，哪里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人登坛讲说？只是我自信我肯广结善缘。我有很多的朋友、信徒，都是承蒙他们跟我来往了以后，知道我的信用，知道我永不退票，知道我的诚恳，所以都很喜欢邀请我，鼓励我，要我到处讲演。
尤其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说三十年从未间断，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也是讲说了二十年从未间断，甚至我经常举办巡回讲演，在欧洲、亚洲、美国都有过巡回讲演。我也应马来西亚马华公会的决议，由六位部长联合邀请我，要我前去提高华人的地位，提升华人的团结，因此我在马来西亚也有过多次巡回讲演，每场都有一两万人，我也感觉到这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的团结，确实是有些许的贡献。
例如一九九六年，我在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场，曾经创下八万人集会听讲演的记录；时隔十六年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我们又再次举办一场同是八万人集会的讲演。这可以说是我在马来西亚结缘讲说五十年来，再一次掀起听法的旋风，承蒙当地信徒护法们及媒体界对我的厚爱。
我一生在世界各地演讲，不只讲了百千个场次，不过，我都没有收过任何的讲演费或钟点费。讲演了以后，我还要感谢请我讲演的人。有一次，台北有一个工厂找我讲演，后来他们要供养我两万块钱，我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他们赚了钱，就承蒙好意收下吧！我接受了以后，还可以布施给需要的人。
于全亚洲最大的吉隆坡莎亚南体育场弘法，八万人参加，写下马来西亚佛教史上弘法的创举（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另外，数年前，有几次在美国西来大学以远距教学的方式讲《六祖坛经》、《心经》等，五天课程，每人酌收美金三百元，不过，讲完也就捐给主办单位了。
我在“台湾省政府训练团”做过多年的讲师，也没有收过钟点费，不过有汽油费，但汽油费都没有直接跟我算过，我都是请司机签个字，再捐回给他们用做买书的费用或补贴其他。
多年来，我到各处讲经说法，有许多的供养我也没有收过。每次在台北普门寺讲演过后，总有信徒要给我红包。曾经有一位信徒要给我红包，给了几年，都没有办法交到我手里。因为我在台上讲完，下台后，就直接从后电梯走了。从今天到明天，从明年到后年，信徒的红包在皮包里都磨烂了，还交不到我的手中。尤其近年来，我对信徒的红包更是感到于心不忍，我应“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如果贪图信徒的红包，还能算一个慈悲的法师吗？所以我对此尽量不用、不买、不据有，这也自是有一番体会了。
受北京大学周其凤校长之邀，至该校演讲，并获颁名誉教授荣誉。我以一笔字“无上士”相赠（妙香法师提供，二〇一一年四月二日）
回顾这一生数十年的岁月，可以说，我讲过多少的乡村、讲过多少的寺院，甚至全台湾的监狱，几乎每一所都去讲说过佛法，也到各个大学、中学去讲，再讲到国际上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大陆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等，我也去做过讲演。
看起好像我很神气，甚至应该感到骄傲，各处的大学都纷纷请我讲演。其实不是的，反而我常常感觉惭愧，我哪里有什么东西能在大学讲？这都是佛法的因缘。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佛法，而我在佛教几十年来的酝酿、温习，总知道一点人生的佛法、生活的佛法，在烦恼苦闷的时候，知道该如何用佛法来鼓励自己。因此，能获得大家的会心一笑，或择其善者而从之，又或者是我个人的野人献曝，只希望对大家有利益、有贡献。
适逢厦门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应新闻传播学院张铭清院长之邀，于厦大建南大礼堂，讲演“空有之关系”（二〇一一年四月五日）
我一生做人，自觉有一些慈悲、忍耐，也讲信用、承诺，也讲究发心、勤劳，尤其守时、慈悲喜舍等这许多性格。我演讲过后，也严格地要求自己，既然讲说给人听，自己也必须要能做到。我也觉得个人没有什么专长或艺能，但是我从讲演中不断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成长，可以说收获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