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时情急大叫：“我的钱！”身无长物的我，那二十块银洋，可是我未来的保命钱啊！我努力追回那二十块袁大头，并且奋力地游到圳边，爬上了岸。一般人说“落水要命，上岸要钱”，而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在水里我不会没有命，但那二十块袁大头对我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
所幸，洪水没有淹没我，上天无绝人之路，虽然我经过了一些困难，总算跟贫穷、艰辛搏斗过来。慢慢地，我在台湾能有身份证、报了户口，渐渐有了一席安身之地。虽然在这么样贫穷无有的情况，但生性不爱金钱，不想赚钱，见钱也没有贪心的性格。这也感谢东初法师的开示，他常常在我们这些青年僧跟他亲近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钱是福报，用钱是智慧。”又说：“钱用了是自己的，钱不用都是别人的。”我非常相信他的话，一生都奉行这个理论，并且受益无穷。想来，东初法师说得不错，而我确实有做到。
说到钱财，有私有的财富，也有公有的财富。我纵然没有私有的财富，不过，公有的财富，我也享受不尽。寒冷了，我可以晒晒太阳；太炎热，我可以到树下吹一下凉风。我在公园里面漫步，公园不是像我们的吗？我可以在公共的道路上散步，公路不是像我们的吗？所以我就想到，在世间上应该没有穷人。
所谓财富，有个人的财富，有别人的财富。别人可以怎么拥有，而我可以享有。别人的财富，他建了大楼，大楼不是我的，我可以在大楼的“亭仔脚”（国语：骑楼）躲个风雨；别人有钱，买了电视机，他坐着看，我站在旁边也可以欣赏一下。所以，不必拥有，享有也是富贵。
所谓钱财，有“有形”的财富，也有“无形”的财富。有形的财富，如金银、钞票、有价证券等；无形的财富，就好比我们有理想、有道德、有真心、有乐观等等。尽管别人拥有许多有形的财富，我们自己个人可以拥有无限量的无形财富。
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感谢扬子江孕育我人生的观念，感谢栖霞师长们教导的恩惠苦心，让我拥有许多无形无相很好的观念财富。
话说回来，到了台湾，历经一番短暂的苦难后，我就一直非常的顺利了。没有拿过单银，也没有收过薪水，不过，靠着写文章，也能多少有点补贴。记得在一九四九年时，有一次，台北《青年》杂志征文，我的投稿得了奖。记不清楚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获得一百元奖金。用它买了一部《辞海》，因为有感于过去自己读书不多，这一本《辞海》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首页写上：“这是一本无言的老师。”非常感谢社会的公义，举办这样的活动，能够有这位无言的老师伴随着我，让我感到很幸福。确实，那一本《辞海》帮我认字，帮我认识很多名词的定义。我不只在不懂的时候查阅，甚至没有书读的时候，我就拿起《辞海》来读。
好运气不断地来到，台北三重埔大同南路的一信堂，是一个在家修道的地方，拥有土地四百坪。一信堂的主人阿随姑，看到我会写文章，听到我还会讲经，就自愿要把它交给我。感谢诸佛菩萨的加被，真是“黄金不动道人心”，细细思量，我不能因为些许的利益，就廉价地出卖我的人生。我谢谢阿随姑他们一家人的好意，但我宁愿守着贫穷，以贫穷为乐，我也不能接受。之后，也有不少人像这样，说要我跟他们结缘，他们哪里有一栋楼房给我，或者哪里的一栋住宅给我，“我”不是物质，我不能用自己来交换这许多财富啊！
那个时候在台北，生活条件还是很艰难，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为金钱、名利所**，而会陷身于不拔之中。加之，要应付的外缘太多了，我便放弃希望无穷、热闹繁华的台北，在一九五三年春节左右，我来到台湾东北部的小城——宜兰。
就在准备去宜兰之前，慈航法师有意介绍我到嘉义接受天龙寺。他说，能元法师（陈登元）会把天龙寺交给我做住持。我想，我可以献身给佛教，但我不卖身给寺庙。又一次，我婉谢了这许多长者的好意。
当时的宜兰，也是一个穷困的地方。可能是因为刚结束日本殖民时代的统治，或是光复未久，社会上一般的经济都很萧条。我去挂单的雷音寺，一百多坪土地上所建的寺庙，就有三家的军眷住在其中。只有一位老太太和一位老尼师相伴住在里面。
我是应当地的居士之邀，借用这二三十坪的佛殿作为讲经的场所，实在说，没有条件居住下去。为什么？饮食倒是其次，没有大小便的厕所才是严重。我第一天到达的时候，为了上净房，要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才能解决问题。不过，这也是弘法的缘分，或者是那个时候，我看到有几位年轻人肯来参加念佛会的活动，觉得未来会有无比的希望，就这样我在宜兰住了下来。
在宜兰，地方虽小，可是需要人念经消灾、解冤释结的佛事却很多。每次念一点经文，都会获得一些供养。当时，我是抱定了不做佛事、不做经忏的决心，只做讲经弘法的工作。
记得我已经担任宜兰县佛教会理事长的时候，我想要在宜兰北门口兴建一座讲堂。正在筹备时，宜兰县政府一位张科长来到雷音寺找我，他告诉我，员山有一位企业家林先生，是一家水泥公司的常务董事，他说，假如我能代表宜兰佛教会，前去为他往生的母亲拈香三支，所有讲堂的水泥，他都愿意捐献。
我那时候也是年轻气盛，一听，很没有礼貌地对张科长说：“张科长，你以为水泥是了不起吗？用黄金来替我建讲堂，我都不会去做经忏的。”这对出家人而言，可以说是断绝了其中的一种财务来源，但我有不做经忏佛事的愿心，我也就豁出去，不计较这许多了。
类似的情况，也曾经发生在高雄。一位居士家里有了丧葬的事情，要找我去诵经。言明说假如我去诵经，要捐助佛光山五百万。我回答他说：“很抱歉，你花了五百万，买一个佛光山的人替你去念经，这功德很少，只有五百万。其实，你不必花钱，只要你有心，恭敬佛教，心意虔诚，比金钱重要。”
回想初到台湾时，我的同参他们一出去为人诵经做佛事，常常回来时，手上提的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供养，或是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大家彼此观看、欢喜、笑闹一番，我在隔壁房间闻声，一点都不动心。
甚至后来，因为我人在宜兰，经常有事要到台北接洽。我坐在善导寺的客堂里，坐在沙发上等待，看到他们的当家师因为少一众念经，东打电话、西打电话，左右找不到人，他也不敢来跟我开口，要我权充帮助一下。他也知道，什么忙我都愿意帮助，只有念经，我不能帮助，因为那是我的人格。就好像一名女子爱惜自己的羽毛，不愿意下海一样，我要保持我弘法利生的志愿。
我很高兴我这样的想法，早期的弟子如心平、心定都能理解。因为我自知五音不全，我就想到他们要补我的不足，就叫他们到台北学放焰口。我说，我们不一定要去为人做经忏佛事，但是我们不能不会。因为佛光山这样一个道场，将来总会需要跟信徒结缘的。
心平、心定两人到了台北，不到半个月就回来了。我说：“你们学会了吗？”他们说：“焰口没有学会。”我问：“那你们怎么可以回来呢？”师兄弟两人告诉我：“师父，台北的**力太大了，放一台焰口两千块、三千块，你叫我们住半年，半年以后，我们不会再回来了。”我很感动，心想：你们不愧是星云某人的徒弟，有其师必有其徒。对的，我们不能为黄金随便动了道人心。
其实，做经忏佛事也是度众的法门之一，不是不好，只是不能把它做成是职业性的。记得有一次，几位男众在台北普门寺跟随我出家，第二天，就有一位信徒要我们到殡仪馆，替他的家属举行告别式。我就跟那几位初出家的男众说：“你们出家了，我们去跟信徒结个缘吧！”他们个个面有难色，认为怎么才剃度就去做经忏？似乎心有不甘。
这种心情，我非常能够了解。于是，我就同他们说：“我们出家，要是为了金钱、为了什么其他目的去做经忏佛事，都不可以。不过，为了‘了生脱死’，这是非常要紧的。我们不是去做经忏，我们去，是让死者得到往生，让生者得到安慰，这是一件‘了生脱死’的好事！”他们听我这么一说，再说我也是师父，就说：“我们愿意去，去完成一件功德。”对的，功德是非常可贵的。
把经忏做成买卖的佛事，让佛教里多少的寺庙失去了清规，让多少年轻的出家人，为了经忏而堕落，这不是社会一般大众所能了解的！我现在讲到这里，读者们就是不能了解，我也只有保留一些教内的内容想法，不再多说此中的道理了。
当然，后来在佛光山海内外个别分院，除了每周定期的共修以外，也会举行一些拜忏的法会，像“大悲忏”、“三昧水忏”或“梁皇忏”等；甚至，逢到佛教节庆的时候，也会施放焰口，这是信徒最乐于参加的。但是，我总会告诫弟子们，要把佛法当功德做，可不能做成商业行为的买卖！
记得《联合报》的发行人王惕吾先生过世的时候，家属决定在台北道场做功德佛事。像王老先生这样的人，我们能为他服务，这也是荣幸不已的事情，我们非常乐意与他结缘。佛事结束之后，王先生的公子王必成先生来找我，一见到我就说明，感谢我们为他的父亲做的佛事，无以为谢，左思右想，只有开了一张支票给我。
我没有看，也不知道多少，就即刻阻止他。我说：“王先生，人和人之间，有时候可以说是看个交情，帮忙做个事；有时候是我有多少钱，请你来帮我做个事；或者是在道义上，请你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难道交情、金钱、道义之外，人和人都没有别的东西了吗？我看了几十年的《联合报》，我觉得尊翁对社会大众的贡献，我们也是难以感谢得了！不过请你在这之外，就作为未来的友谊吧！”他立刻把支票收起来，并且说：“我懂了，谢谢，谢谢。”
与王效兰女士分别代表《人间福报》、《联合报》于台北道场签订印报合作仪式。左一为《联合报》社长王文杉，中为《人间福报》社长依空法师（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后来，在二〇〇〇年四月，《人间福报》创刊，至今十几年来，因为我们没有印刷厂，都是靠《联合报》帮我们承印。我想，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靠金钱建立关系，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彼此相互来往的。
我在一九六七年就开始建设佛光山。虽然当时买建材、施工等，金钱来往的情况比较多，但是在佛光山，我从来不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