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公路局第三工程处的处长倪思曾先生，在开山初期曾到山上旅游，当时我们用简单的便餐招待他们。他吃过以后表示要添油香，我就说：“处长，你假如要添油香，不如添多一点。”他听到我这句话，非常紧张，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就赶快说：“处长，从凤屏公路的砖仔窑，到我们佛光山这里，都是泥土路；假如你能比照一般公路，把它铺个柏油，让来到这里的交通、行人更为方便，那就是你最大的功德、最多的油香了。”
他一听，马上说：“做得到，做得到。因为这条路是县有的，但归我们公路局管理。我们第三工程处的业务，正要为这许多地方服务。你早一点提醒我，我依教奉行，依教奉行。”后来，这一条路多次发生才做好就给山上的洪水冲毁的情况。到现在，从砖仔窑到旗山的这一条柏油路，恐怕是跟随佛光山的年代，不知道已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进行路面的翻修工程了。
开山最初，由一位杨慈满师姑负责财务，后来又由萧慧华师姑负责。她们都是秉持“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的理念在管理。尽管财务上非常的艰困，佛光山还是很顺利，虽然日日难过，还是日日过了。从佛光山开山到现在的佛陀纪念馆，一般人常说：“这是有品牌的。”也不错，我们也敢讲我们是有品牌的。
记得旅美船王沈家桢先生，得知我要创建佛光山、开办佛学院，便托人表示说要捐献五千万元给我。那时候的五千万元，应该已经超过现在五亿元之上的价值。我心里想，他给我这么多的钱建设佛光山，佛光山就变成是他建的了，以后在历史上，我会对不起台湾。台湾的信徒，他们十块钱、二十块钱，点点滴滴积聚起来，这是万人的心血共成的佛光山，我能抹煞他们，让历史上说，佛光山是船王沈家桢居士发心建造的吗？宁可以吃万家的饭，我也不吃一家的饭。
后来，我婉谢沈家桢先生的好意，在万般困难中，慢慢地、一步一脚印地奋斗、发展。经过了四十多年，佛光山创办大学、中学、电台、报纸，还有建了这么多房屋，发展全球几百个别分院，这不就是众人共成共有吗？所以，这也必须要领导人能了解到，我们修道者是不可以给黄金打动的。
前几年，香港一位杨先生有一尊两吨多重黄金铸造的观世音圣像，说要送给我。两吨多重的黄金，我不知道价值多少，他要我亲自到他的公司把观音像请回台湾，但我终究谢谢了他。
事隔两年，我坦白地跟他说，那尊菩萨的圣像还是留着他自己供养。在我心中，有比黄金更贵重的观世音，那是千千万万信徒护持的观世音，不在两吨重的观世音。惭愧如我，没有什么值得信徒这样护持，但我也骄傲地说，“黄金不动道人心”确实我是能做到的。
几十年来，在佛光山建造的过程中，要感谢许多人的成就与护持。像潘孝锐先生给我一颗印章，并且说他可以担保，如果需要钱的时候，带这颗印章到银行就能拿到钱。但是那颗印章，在我这里存了好多年，从来没用过。曾经，人称“张妈妈”的日月光集团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发心要出一笔很大的款项让我办大学。我说：“等到我要办大学再说。”她问我：“等到你办大学的时候，我没有钱了怎么办？”我回答说：“现在还是不能要。万一，我接受了你的钱，你见到我就问我：‘大学呢？大学呢？’我受不了啊！感谢你！我们慢慢地等待时间、等待因缘吧。”
在一生岁月中，我遇到许多发心的大施主，像吴修齐、曹仲植等人，我也为他们的发心刻石，表扬其功德。但是有一些施主，比如像嘉义的丁瑞霞，几十年来，每个月都给我一千块，一直到上个月，我都还收到她寄来的一张千元大钞。我也没有特别谢谢，也不知道究竟她要寄到什么时候。
宜兰大学的教授林清志、林秀美夫妇，每个月寄给我三千元，我也没有回函谢谢，就替他们把钱转存常住去，但就是他们的恒心非常难得。佛门里有谓“菩提心易发，恒常心难持”，他们的这份恒常心，是很可贵的。
与林清志（左二）、林秀美（左一）伉俪阖家及林清志教授胞姐林美月师姑（右一）合影（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所以，我在发起百万人兴建大学运动的时候，主要就是希望每人每个月出一百元，以三年为期，三年缴完，就是大学委员了。有人说，一个月一百块，三年才三千六百块，我一次交给你就好了。我认为不妥，一次交三千六百块，有钱不难，但是你能够每个月一百块、一百块这样的缴交，你要三十六次才会缴完，这份恒心就已超越一时的菩提心了。
我一生中，比较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收红包，可是，红包却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之一。尤其是佛教里，法师和信徒之间的往来，在信徒的想法中，他们对佛祖可以上香、献花，对一个师父，他只有送个红包表示心意。可是，像佛光山有一千多个出家人，假如信徒要送红包，真是送不了。因此我鼓励大家，你只要送一个红包就好了。常住会把它聚集起来，过年过节了，再分给大家。
可是信徒们不知道各自为了什么，总是喜好要送红包，我就不来这一套。比方我在台北普门寺，有的信徒要给我的红包，几年都送不到我手上。偶尔给他遇到了，放在皮包里的红包拿出来，都已经烂了。这份心意实在是让人感动。
不过，信徒们也不必要给红包，在佛门里，布施供养，是初品的功德；假如出一点力气，那是二品的功德；如果能可以说好话，那就是三品的功德。其实，不一定用钱，也不一定出力、说好话，只要肯得随喜欢喜，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随着欢喜，那是上等上品的功德啊！
五十年前，我所以从繁华的台北，来到比较乡村的南部高雄，我心里就感觉到，平安比金钱重要，无求比金钱富贵。钱不用，只是自己积聚很多；能施舍，就能广结善缘。因为钱财如水，流来流去，所以中国古代的记账叫做流水账，既是流水，流动、广结善缘，才是金钱的价值。
当初佛陀建立僧团依“六和敬”共住，当中有一条是“利和同均”，也就是说大家的经济要均衡。而我建设僧团后，也一直希望要做到这一点。曾经，在筹建佛光山时，我设计了一个制度，每个月集合徒众一次，在我座位屏风的后面放一笔钱，每个人轮流经过一次。我告诉徒众们，要多少钱都可以拿，不要拿的就不拿。不过，拿钱的人并不是很多，可见得出家人的性格还是不贪。
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我看到僧团里，虽然同是出家人，有的人，因为用具皆全，有钱，对他而言也没有用，你给他单银一百元，他也用不上。但是对有些徒众来说，他就是得到一百元，想买一双鞋子，一百元也买不到啊！我感到僧团里的贫富还是不均的，所以，我就实践“用者所需”这个制度，我觉得这才是公平。其实，这也可以说是真正地做到一种“共产主义”了。
我一生没有存款，也没有走过银行，为什么？因为我的口袋里经常是囊空如洗。当年舞文弄墨，有了几个稿费后，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后来，积聚到一点数量，就在高雄市五福二路买了一块地，办起幼稚园来。哪里知道，不到一年，这块地就涨了十倍的价钱。后来由于要兴建佛光山，于是决定把土地卖了，也把幼稚园让给信徒承办。
也曾经在建西来寺的时候，在台湾筹募美金带到美国，从美国回来，口袋里面装的是各种常用的卫生纸。平常的卫生纸，我舍不得一张把它用完，把它撕成两半，半张半张地用。信徒们见过我的母亲，他们说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我想，节俭可能是我家的遗传吧。
世间上的人，或许认为拥有金钱才是富有的，但是，金钱有时候也会带来烦恼，所以佛教说，钱财为“五家共有”，甚至说黄金是毒蛇。我不拥有金钱，但我拥有欢喜，我拥有满足，我拥有书城，我拥有人缘，其实都比黄金贵重！
有人说星云大师很有钱，我也很难说。最近，一些拙作在大陆发行，有一年大陆传出，我列入了大陆作家版税富豪排行榜。惭愧，我从来都没有拿过一块钱，也不知道版税长什么样子，因为当初我都交代相关的徒众，那许多钱，要用来捐助大陆祖庭的兴建，和两岸学生交流往来的奖学金之用。
在台湾，我写一笔字，曾经有人出过六百万的高价买一张字，一幅喊到一两百万的也经常有，二十万的更是千张以上了。但是，有一位小朋友为佛光大学建校基金，出一百块买了一张，我很欢喜卖给他，又再送他一张。
对于这许多钱财，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每一笔钱都汇归到由徒众成立的“公益信托教育基金”，成为社会共有；说我富，确实，我富有大千世界；说我穷，我也确实是身无分文，确实是一介贫僧。
也有人说星云大师恰巧是出家人，假如不出家，他就跟王永庆先生一样。王永庆先生是台湾的经营之神，他的财富台湾无人能比，我哪能跟他并论？的确，世间的财富，我们不能和王先生比，但是出世的财富，虚空所有都在我们的心中，我想，这样的观念思想信仰，我们就和王先生不一样了。
佛光山台北道场初成立，春节期间举办艺术品义卖会，刚就读国中的王翊，以一百元买下当时已喊价到六百万元的墨宝。现今近三十岁的王翊，仍继续参与台北道场活动。图为受邀出席“一笔字”特展，再度感谢我让他有了一份珍贵的传家之宝（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六十年前，阎锡山先生在台北做过一次讲演，详细内容我记不得。不过里面有几句话说：“一个人不要给金钱买动，不要给爱情**得动，不要给威势吓唬得动。如果不能，金钱来买你，你的生命就在金钱里；爱情能**你，你的生命就在爱情里；威势能吓得动你，你的生命就在威势里。”我认为，诚哉斯言！
像我们修道的人，应该以贫穷为骄傲，以无有为安住，以“黄金不动道人心”为其龟鉴。